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五日,御驾亲征瓦剌的明武宗朱祁镇,被瓦剌可汗也先围困于土木堡,是日深夜瓦剌军总攻,明军全线崩溃,号称最精锐的数十万明军三大营,顿时被打得灰飞烟灭,仅骡马损失就达二十多万匹,兵器火药损失更无算。战场的尸首堆积如山高,贵为天子的明英宗,更是惨遭俘虏。明朝名臣李贤更在其《顺天目录》里悲愤得慨叹: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胜于此者。
这是大明王朝建国以来,最为惨痛的奇耻大辱。这场载入史册的悲剧,便是“土木堡之役。”
历经开国之后,数代帝王励精图治,且不断打造盛世图景的大明王朝,为何会这样轻易一战摧锋,落得这般狼狈的失败?封建时代的史家门谈及此事,大多将其简单归位明英宗宠信宦官王振,好大喜功,以至贸然亲征,自取其辱。而细究起来,事情却没这样简单。
一:宦官从此腰杆硬
说句公道话,御驾亲征的明英宗之所以沦落如此,不止是他个人错误。他那几位英明神武的“仁君”父辈们,好几个都前后给他挖了坑。
而第一个该负责任的,恐怕得是明英宗的曾祖父:永乐皇帝朱棣。朱棣的一大功业,便是削藩,但这事执行下去,却有一条做过了头:当初朱棣削掉了手握重兵的宁王,将其迁至南昌养老,但是宁王先前的属地大宁,却被朱棣废弃,另一重镇东胜卫,也被东迁到内地。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明朝建立于元朝古都上的重镇开平卫,从此独木难支,也不得不于宣德五年(1430年)内迁。原本巩卫“九边”的一大屏障,至此不复存在。
而在明英宗的父亲,即宣德皇帝朱瞻基时期,这位帝王虽然少年时即跟随祖父出征,但骨子里并非锐意开边的人物,他曾经有首诗赠予边将们:慎守只需师李牧,贪功何用学陈汤。也就是把家门口守好就行,不必大规模征缴。
这话道理没错,执行起来却生硬,这时的蒙古草原,正出现了一个大巨变:瓦剌迅速崛起,除了击败鞑靼,独霸草原外,更扶植了本雅失里的侄孙脱脱不花为可汗,蒙古三部间的战略平衡,至此被彻底打破。正统四年(1439年),也先继承瓦剌可汗后,自称“太师淮王”,成为草原实际统治者。这以后的也先,四处南征北讨,向西攻克哈密卫,向东控制辽东女真部落,已经摆出全面压制明朝的架势。
而对这日益临近的危险,明朝君臣上下,始终坚持“安边持重”的战略,更没把瓦剌放眼里,连哈密卫沦陷,都坐视不救。虽然长期以来,瓦剌一直采取与明朝通好的政策,一直没有发生战争,但以也先的野心,这场较量迟早要发生。
而除却上述外因外,另一个酿造悲剧的内因,其责任,更被后世史家多归罪于明宣宗:设置内书堂。即在宫廷里设立学堂,教宦官读书识字。
在明朝宦官权力演变史上,内书堂的设立,堪称是个分水岭。原本宫廷的宦官们不识字,而且对国家大事,也极少有参与权。即使朱棣在位时期,宦官权力提升,获得的也不过是诸如出使,镇守等职权,核心的国策运转,宦官们无法染指。
但内书堂设立后,一切就不一样了,从这里学习出来的宦官们,大多清一色分配到一个单位:司礼监。也正从此开始,当内阁有了“票拟”大权后,宦官执掌的司礼监,也同样有了批阅回复奏折以及盖章的职权,也就是“批红”。
在后世眼里,明宣宗的此举,是明朝“宦官专权”景象的关键一步:正是从此开始,原本只是打杂部门的司礼监,具备了国家核心决策的参与权,地位大大提升,更成为宦官机构中最位高权重的部门。
但是在明宣宗看来,此举却很有必要,因为司礼监这个特殊部门,其兴衰本身就与内阁相始终。早在朱元璋在位时代,正是在设立内阁的同年,增设了司礼监这个部门,彼此就是相互制衡的结果。
而随着内阁有了“票拟”大权,司礼监的职权,也要水涨船高,如果说内阁已经成了国家运转的发动机,那么司礼监就成为必须的掌舵操纵装置,两相配合,帝王才能高枕无忧,国家才可运转稳定。
然而这时的明王朝,无论“内阁”还是“司礼监”,都还处于初步完备的阶段,相互之间的协调运转,更需有个磨合期。倘若是个成熟稳重的帝王执政,还能确保平稳过渡,偏偏明宣宗三十八岁那年过世,即位的朱祁镇,只是个九岁孩童。操纵这个刚刚进入磨合期的政治体制,必然要出麻烦。
事实也正是如此,自“正统”年间开始后,明朝这种司礼监与内阁相互制衡的运转体制,逐渐就变得严重失衡,司礼监一家独大,甚至压倒百官,宦官王振更权倾朝野。也正是在他的撺掇下,明王朝也最终做出那个疯狂的决定:明英宗御驾亲征瓦剌。只有在一个行政运转严重不正常的体制内,才会发生如此荒唐的一幕。
而对这样的麻烦,明宣宗在弥留之际,也不是没有预警,他的应对办法,就是留下一个强大的辅政团队:除了行政能力卓越的“三杨”阁臣外,另有永乐年间的老臣礼部尚书胡滢,以及战功卓著的名将英国公张辅。这样一个文武荟萃的强大阵容,按说足够确保朝政稳定。
而除了五位大员外,明宣宗的母亲,即太皇太后张氏,更有决断国家大事之权。这位张太皇太后,是明朝少见的女政治家,素以贤德著称。哪怕辅政团队不争气,张太皇太后也足以压住局面。
而在正统元年,明王朝更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改革:内阁完全执掌了“票拟”大权,正式确立了百官核心的地位。从这时看,明王朝的内部政局,依旧运转正常,后来那场耻辱的浩劫,也丝毫没有征兆。
然而最大的漏洞,在这个辅政团队初步确立时,就已悄然暴露。
二:教书先生王振逆袭
从表面看,明宣宗的这个人事安排,已经近乎完美。
可真运转起来,却未必这么回事,首先是年龄问题,“三杨”当时已垂垂老矣,朱祁镇登基时,就连最年轻的杨溥,都已有六十三岁。胡滢和张辅,更是永乐皇帝时期留下的老臣,这个核心执政团队,年龄严重断层。
而作为小朱祁镇身边最亲近的宦官,王振的年龄不详,却早就是蒸蒸日上的新势力。他长期陪伴小朱祁镇,与小皇帝感情极深,深得宠爱,而且这人性格狡黠,很会来事,早已暗地勾连了各色关系网,权力扶摇直上。自从朱祁镇登基后,更很快取代了先前的司礼监太监金英,成为宦官界的首席人物。
必须说明的一点是,这个王振并非是不学无术的草包,早年虽说学业不成,只是个教书先生,但典籍中的权谋学问,也都用得圆熟。更值得一提的是,早在朱祁镇极小的时候,他就负责督促其学业,更并非像诸多史籍所说,成天撺掇小太子不学好,相反学业抓得很紧,发挥其教书先生出身的行业优势,把小朱祁镇教育得有模有样,因此早在明宣宗在世时,就深得宠爱,非常有名的一个事是:后来朱祁镇登基早期,一次想踢球取乐,王振知道后立刻拦阻,当场扑通跪倒,流泪劝说朱祁镇不要沉迷嬉闹。连一旁的“三杨”老臣,也都感动得不行,连声称赞:“宦官中也有这样的贤良人物啊。”
也正因这份出色的工作业绩,所以长期以来,朱祁镇对于王宦官的感情极深,终其一生,都不直呼其名,始终称其“王先生。”
而对比王振的出色工作业绩,其他几位被给予厚望的辅政大臣,可就一个个差远了:杨荣一直以来,贪腐腐败就是毛病。胡滢虽说为官简朴,但却不巧犯了大错:多次遗失官印。杨士奇工于心计,权谋圆熟,但是后院其火,他的儿子在家乡横行不法,民愤极大。外加杨士奇也有一政治污点:偏私。不止袒护儿子,就连同乡犯法,也时常包庇。这有实权的三位重臣,人人都有毛病,而杨溥虽然为官清正,但权谋水平有限,张辅战功卓著,但早早解除了兵权,没毛病的这二位,话语权一直就不大。
如上的情况,长年累月,早就牢牢收在了王振的眼里。他处心积虑,不但结交文官中的亲信,搜罗各位大员的劣迹,早早捏住了短处不说 ,更四处安插亲信,步步为营争权。
虽然王振自以为做的巧妙,但事实证明,他还是着急了一些:正统元年(1436年),王振提拔了自己亲信纪广为禁军都督佥事,自以为做得不动声色,却没瞒住张太皇太后的眼睛。这下碰了大霉头:张太皇太后立刻行动,将五位辅政大臣和小皇帝朱祁镇都叫来,继而宣召王振,当着大家的面,历数王振各色过错,并声言要杀王振,这下可把王振吓坏,慌不迭的求情,这时九岁的小皇帝朱祁镇更急坏,甚至不断的扣头请罪,求祖母绕过王振一命。一番哭诉后,张太皇太后气消,也就抬手放了王振一马。
这事之后,王振老实了好些年,确切说也装了好些年,见谁都特别谦虚,也让大臣们放松了警觉,而他装的最成功的,却是在张太皇太后面前树立好形象:起初的张太皇太后,确实对王振不待见,甚至隔三差五,都要把王振叫来骂一通,但王振能忍,不但逆来顺受,而且极力逢迎,他真正讨得张太皇太后欢心的,主要有俩事:一是张太皇太后想带朱祁镇外出进香,但群臣认为劳民伤财,上奏折拼命反对,这下朱祁镇犯了难,不烧香不孝顺,烧香就骄奢淫逸,俩下都不讨好,却是王振完美解决这问题:把佛像请进皇宫来,既省钱又孝顺,一举两得。这下可挠中了太皇太后的痒痒肉,老太太笑逐颜开,不住口夸王振会办事。
而另一件事,却更是王振意外收获:一直以来,王振都想办法整三杨的“黑材料”,甚至三杨竟窝里反:福建按察使廖谟因为小事打死驿丞,廖谟是杨士奇的同乡,死者却是杨溥的同乡,这下俩老同事真翻脸,竟从朝廷一直吵到太皇太后身前,张太皇太后也为难,还是王振一句话解决了问题:这事不处理难服众,处理了又寒老臣心,不妨折中下,廖谟杀人有罪,但给杨士奇面子从轻发落,降职调动得了。
一语既出,张太皇太后茅塞顿开,从此就对王振信任有加。而几位德高望重的老臣,却因此颜面扫地,彼此关系更就此破裂。
而随着王振权力日大,内阁四分五裂,王振也乘胜追击,先是往内阁里掺沙子,陆续提拔了一批自己的亲信进来。对几位老臣,更是穷追猛打,杨荣贪污事发,不得已黯然退休,紧接着杨士奇儿子杀人事发,为给儿子脱罪,也只得引咎辞职。剩下的杨溥能力有限,只是个摆设。而随着正统七年(1442年)张太皇太后病故,王振更肆无忌惮,从此大权独揽,连朱元璋生前立下不许宦官干政的铁牌,都偷偷派人砸毁。
掌权了的王振,不经意间,也就开创了明朝政治的新模式:宦官专权模式。
专权的王振,也几乎呼风唤雨,朝野上下全是同党,俩大特务组织锦衣卫和东厂,一家被他侄子王山操控,一家被其心腹马顺掌握,朝堂上更全是同党:工部郎中王佑,主动认他当干爹,甚至为巴结王振,胡子全都剃光,哄得王振哈哈大笑,立刻提拔他当侍郎。这口子一开,好些逢迎拍马之徒,全都聚拢在他身边。
这会的王振,也威风到了极点,就连参加宫廷宴会,百官都围着他朝拜,就跟侍奉皇帝似的。大权在手,自然也胡作非为,贪污腐败必不可少,而且就连和他见面,也明码标价,百两黄金才能见一面,千两黄金才能吃顿饭,想要送礼请托,甚至买官跑官,更得下大本钱。
而对不服从自己的官员,王振也手段酷烈,比较知名的事件,除了他把上书揭发自己罪状的侍讲刘球害死,以及恶治不肯向自己下跪的御史李严,将其发配铁岭劳改外,更创造一种刑罚:制造一种二百多斤的大枷锁,谁惹了他就要戴上受罚,哪怕侥幸不死,也是重伤。
但是在整人这事上,王振倒也有个好处:顾念乡情。大儒薛瑄起初被王振拉拢,但随后看不惯王振所为,与之愤然闹翻。王振闻讯大怒,将薛瑄罗织罪名打入死牢,眼看这位后来的明朝学问家,就要冤死锦衣卫诏狱,孰料当天晚上,王振听到家里的老仆人偷偷抹眼泪,连忙惊问缘故,老仆人流泪答道:“薛少卿要被处死,所以我才哭的。”然后一番细说,王振才知道,和自己同是蔚州老乡的薛瑄,在家乡一直享有盛名。接着王振便改主意,仅将薛瑄罢官了事:毕竟是老家有名望的人物,真弄出好歹来,那就没脸回老家了。
但大多数的朝臣们,却没薛瑄这么好运气,被恶整甚至害死的,更是不少。而归根结底,王振这时的专横,却还是来自于明英宗朱祁镇的全力支持:在整个正统年间,朱祁镇对于王振,一直信任有加,一是由于自小形成的情感依赖,在年轻的皇帝眼里,这位严厉的王先生,正是自己成长的恩师。二却是政治需要:朱祁镇童年登基,亲政之前,一直生活在五大辅政大臣与张太皇太后的训导中,长此以往的训诫,自然产生逆反,而对他百依百顺的王振,就显得尤其亲信。而最重要的一条原因是:在后世史书记录中,干尽了太多坏事的王振,这期间做的也并非全是恶行,相反业绩也不少。
王振教书先生出身,肚子里不缺墨水,正统年间做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干起工作来,也从不缺小聪明。就拿搜罗党羽说,虽然王振的手下,多是徐佑这样的无耻之徒,但也有王文这样做事干练的御史。他整掉的文官重臣们,虽有不少忠良,却也不乏巨贪大恶。而且对于许多治国能臣,王振也着力拉拢,比如此时依然担任江南巡抚的名臣周忱,他此时依然在推行的各项经济改革,也多得到王振的全力支持。而在正统十四年“土木堡惨祸”前,王振最拿的出手的一项政绩,就是著名的麓川平叛。
三:功过争议,麓川平叛
麓川,位于今天云南腾冲县西南,在明朝的全明叫“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属于明朝治下的土司政权,由当地思氏家族世代镇守。
这个土司机构,设立于明朝洪武年间,但是几年前来,却经常不消停,时不时就闹点动乱。等到第三代“宣慰使”思伦发时期,更闹得变本加厉,宣德年间,就曾多次出兵侵略周边土司,气的镇守云南的明朝沐国公沐晟愤然请旨,要求出兵讨伐。但当时明朝刚从交趾撤军,实在不愿生事,因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到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思伦发更加变本加厉,大肆侵吞周边土地,欺压忠于明朝的各地土司,俨然成了一方豪强。
对这个不消停的土司,朱祁镇一开始还想忍,甚至还多次免征其各类税赋。谁知事与愿违,眼看思伦发越发嚣张,也终于忍够了:正统四年(1439年),思伦发大肆侵扰腾冲等地,公然武装叛明,明英宗也愤然出手,先后派大军进剿,谁知这思伦发却极强硬,连续多次击败明军,连明军统帅沐国公沐晟,也因忧愤交加,甚至暴死于军中。次年明王朝再度南征,由沐晟之弟沐昂统军,谁知事与愿违,思伦发坚壁清野,打得明军灰头土脸,再度劳而无功。
眼看战局不乐观,明朝内部的反战声也四起,此时依然主政的杨士奇等文臣们,更极力主张罢兵休好。年轻的明英宗,也不免心生动摇。恰就在此时,初掌大权的王振站了出来,二话不说否决了罢兵建议:坚决打!
在王振的力主下,外加张辅等人的支持,明军对麓川的第二轮征讨启动。王振之所以全力支持此战,说到底还是为了树政绩立威,但在这次筹谋中,他却不是瞎指挥,相反物色了一位得力能将:兵部尚书王骥。
在当时,王骥可谓是文官带兵的杰出人物,朱元璋之后的明朝文官里,因为战功而封候的只有三人,其中就有他,而在这次大战前,王骥早就立功颇多,多次出征蒙古,打了一堆胜仗。这次王振命他提督军务,更开了一个先例:这是明朝历史上第一次由文官带兵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接下来的战局证明,王振没看错人,正统六年(1441年)起,麓川战役第二阶段打响,明军一改上次的狼狈,打得高歌猛进,特别是发挥火器优势,在马鞍山战役中一次性歼灭思伦发部十多万人,将其精心训练的战象部队消灭殆尽。俩年以后,王骥再度南下,终于逼迫缅甸方面交出思伦发,这个长期作乱的枭雄,于正统十年(1445年)被王骥斩首,函送京城。
至此思任发败死,其领地麓川宣慰使司,也被明英宗改为“陇川宣慰使司”,思伦发的余部,则由其子思机发带领,躲在孟养苟延残喘,而大明的兵威,也将其彻底吓怕,事后思机发派弟弟入京,请求招抚讲和。事情到了这里,按说该圆满结束:挟战胜的兵威,收服思氏家族残部,便可一举安定西南。
然而明英宗与王振,对这事却不这么看,非要彻底赶尽杀绝。结果正统十三年(1448年)三月,王骥再度率军出征,这次的战斗打的异常艰苦,明军深入金沙江,一路浴血搜杀,在鬼哭山强行攻坚,终于一举击溃思机发,谁知前脚刚班师,思氏残部又拥立另一儿子思禄发,再度攻占孟养,这下明军师老兵疲,只能与之议和,承认了其土司地位。麓川地区,终归和平。
平定麓川之战,是土木堡惨祸之前,王振专权时期的最大政绩。若以功过论,此战消灭了一直作乱的思氏家族,稳定了西南局势,确实功业多多。但王振好大喜功,特别是正统十三年的这次远征,更堪称重复劳动。结果徒费钱粮不说,更陷入战事泥潭。
而更严重的后果是,正是由于大批精锐部队,相继南下征讨,明朝在京城地区的军事力量,也大为削弱,后来土木堡惨案的败笔,也在这里种下。
四:军政败坏埋隐患
虽然征讨麓川,留下了诸多隐患,但无论明英宗还是王振,都自然看不到。
而且对照后来的土木堡惨祸,其实更多的伏笔,在明英宗执政的“正统年间”早期,也已相继种下,论罪过,更难归于哪一个人。
在经历了“仁宣之治”的高度繁荣后,正统年间的明王朝,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首先是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这既是封建王朝的自然经济规律,更与宣德年间后期起,吏治的日趋腐败有关。
而土地兼并的直接后果,就是流民的大量增加,从宣德年间后期起,明朝的流民问题就越发严重,大批的无地农民,争相向湖广地区甚至闽浙地区聚集,成为严重的社会隐患。在土木堡之变前,南方的浙江,福建,相继发生叶宗留,邓茂七等人的农民起义,广东也爆发黄萧养农民起义,逼得明军不得不大举南下,换句话说:土木堡前,大明的军事,一直是多线作战。
同时天公也不作美,自从明英宗登基后,一直到土木堡惨祸前,明王朝几乎无年不闹灾,特别是北方的山东,河南,山西地区,更是连年持续不断的蝗灾。这时的明王朝,赈灾问题做的还算靠谱,明英宗本人更是连年下旨,督促地方官员开仓赈济,更颁布规定:凡是逃荒百姓积欠的赋税,一律减免。而这时的王振,表现也相当不错,正统七年(1442年),他还做主减免了明王朝往各地的采办,减轻百姓负担,确实善举不少。
但一个最严峻的问题,无论明英宗还是王振,都没有看到:军政败坏。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卫所制度废弛,大批士兵逃亡。
由于土地兼并的剧烈,原属于军队卫所的各类军屯土地,也大面积流失,外加腐败滋生,军户负担加重,各地士兵不堪重负,纷纷逃亡。正统年间,明朝进行了多次军队户籍的清理,好些个地区军队缺编极其严重。比如山东御史李纯奏报,山东的好些卫所,一些原先有百多士兵的军事重地,竟然逃得只剩下一俩个人。
而没逃的部队,不但战斗力低下,而且供应严重不足。比如军事重地大同,御史张鹏就曾奏报,亲眼看到大同当地的驻军衣不遮体,生活极度困顿。而且军械质量也下降,就连号称大明最精锐的高科技部队神机营,正统四年(1439年)领到的兵器盔甲,好些质量都不过关,根本不能用于战争。就连大明最精锐的骑兵三千营,战马竟然缺两万多匹。这样的军队,根本打不得仗。
如上的各种情况,明英宗不是不知道,每次也都及时办理。但是问题累计成堆,处理办法更都是小修小补,根本问题在于,明初确立的卫所军事制度,这时已经遇到了大麻烦。而还没等着明英宗解决这麻烦,瓦剌打来了。
五:瓦剌敌人很强大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瓦剌首领也先,借口明朝削减马匹价格,悍然发动了对明朝的入侵:中路军由他亲自率领,攻打重镇大同,东路军由傀儡可汗脱脱不花率领,攻打辽东,另有阿刺知院率军,攻打宣府。
这场战争的导火索,是明朝与瓦剌之间的“互市”贸易纠纷,然而更深原因是,为这场战争,也先已经准备了很久。
早在正统十一年(1446年)的时候,也先就曾大举入侵辽东女真,而在当时,已经有诸多大臣警惕到也先的野心,麓川战役期间,之所以诸多朝臣拼力反对,一大原因正是对北方边患的警醒。
但在这事上,王振却眼光极短,这人权谋一流,国家大事的眼光,却只是末流,最大的能耐,不过是些小聪明,因此多年来瓦剌大肆扩张,明朝基本不管,直到战火烧到家门口,却还浑然不觉。
事实是,这次瓦剌的入侵,是明朝自朱元璋时代后,北方面临的一次巨大考验,因为即使永乐皇帝朱棣在位时,对蒙古部落也是打一批拉一批,从来未曾与整个蒙古草原开战,但这次的瓦剌却不同,三路的入侵大军,既有瓦剌本部兵马,更有傀儡可汗脱脱不花率领,早已臣服瓦剌的鞑靼部兵马。换句话说,这是明王朝自北元瓦解之后,第一次面对蒙古草原部落的联合入侵。
一边是历经多年战争磨练,踌躇满志的蒙古骑兵,一边是多年来积弱不振,问题成堆的大明边军,开战之后,过程毫无悬念,军事重地大同损失最惨,当地驻军主动出兵抵抗,先后在猫儿庄和阳和口被杀得大败。值得一提是,这两场战斗,明军表现非常英勇,俩个主将吴浩与宋瑛,都先后为国捐躯,拼了死命,还是打不过。
败报传来,朝野震动。明王朝也火速做出应对,由驸马井源率四万大军出击大同,谁知井源的大军刚出发,七月十五日,明英宗立刻做出决定:率领五十万大军御驾亲征。
做出这个决定,正是由于王振的撺掇,这个鼠目寸光的权阉,大难临头尚不知,反而小聪明发作,得知瓦剌军队人数极少后,心中也盘算开来:如果集结重兵出击,打个大胜仗,岂不更能巩固自己地位?
小聪明的王振,把战争想的太过简单,根本不清楚个中的残酷性。外加明英宗年轻,只觉得御驾亲征壮怀激烈,也根本没想操作性,结果这主仆一拍脑袋,大明王朝的战争机器火速开动,不到俩天就集结了几十万人,七月十七日大军开拔,留下成王朱祁钰在京城监国,内阁重臣曹鼎,张益,英国公张辅乃至六部尚书等重臣,全部随行。也就是说,大明王朝的中央级别官员,三分之二都上了战场。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样一个决定,都堪称荒唐,一个不懂军事的皇帝,外加一个拍脑袋的太监,竟然就联手导演了这样一场闹剧般的出征,这样的情景,放在任何一个政治制度运转成熟的王朝,都是不可想象的。
而这恰是此时明朝政治最大的短板,明宣宗留下的辅政团队,早已轻易背击破,王振为首的宦官势力一家独大,完全压倒了文官集团,先前话语权极大的内阁与六部,这时全成了王太监的马前卒。本身文官制度的制衡体制,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对专制帝王的制约,特别是遇到重大抉择时,这种制约往往可以纠错。然而在此时,这却成了空谈。
于是,这场出征于七月十七日起,开始了悲剧的情节:大军出征后就麻烦不断,先一路遇雨,道路泥泞,行进非常艰辛,很快又遇到了断粮,好些大臣饿得饥肠辘辘,士兵士气更是低落,一路抱怨声不断。
之所以闹成这样,还是王振想的简单,总觉得打仗就是把人凑起来就好,所谓兵马粮草,物资供应,战略战术,更是想都没想,这次出征的军队总数,号称五十万人,但对比正统年间的战争就知道:当时南征麓川,以及东南平定邓茂七,早已抽走了京城相当多的精锐,留守的本身就是些二线部队,而且以当时越演越烈的军户逃亡景象,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俩天之内凑齐五十万人,而论质量,这帮士兵的素质更是差,几乎没有受过什么训练,好些人连刀枪盔甲都没有,这么一群人拉到前线,完全送死。
随着行军的进行,越来越多不想送死的大臣们,争相给明英宗进言,这时轮到王振大发淫威了,凡是进言撤军的大臣,不是被他罚跪,就是被他编入前线军队,等着打仗的时候当炮灰。就连将门之后,成国公朱勇向他奏报,也要“咸膝行进”。这么一群文臣武将,就拿这个太监没招。
在王振的几番威逼下,大臣们都不敢在说话了,于是这支沮丧的大军,经过十多天艰难行进后,终于在八月初一抵达了目的地:大同。此时明朝先期派出的驸马井源的部队,已经被瓦剌消灭,瓦剌闻明军大军已到,已然后撤二十里,企图诱使明军出塞追击以全歼。
谁知这一次,没有大臣敢劝,王振自己却改主意了,到达大同后,亲眼看到战场的惨状后,王振着实惊了:真实的战争,远没有想象中轻松,自己热情高涨的跑上来送死,其实是干了一件大蠢事:结果荒唐一幕再度发生,大军抵达大同,还没等着喘口气,第二天就在王振的撺掇了,明英宗再度下令:班师回朝。
听说要撤兵,明军的行动力极其强,全军火速开拨,如果按照原路撤退,基本万无一失,然而王振却又心血来潮,非要回老家蔚州耍威风,这一下大军又要绕道,改成从紫荆关回京,等于几十万士气低落,疲于逃命的军队,直接暴露在瓦剌军眼皮底下。
这样做的严重后果,大臣们不是不知道,但王振的威风,大家更知道,就连精通军务的英国公张辅,也干脆一言不发。而经过多日观察后,久经沙场的也先,也终于摸清了这支明军的底,开始尝试尾随追击。
事实是从大同到紫荆关的这一路,原本应该十分安全,早在明朝洪武年间起,这条线上就有明朝的大批卫所,然而时过境迁,各处卫所不是沦陷就是裁撤,这一条线路,早就变成蒙古骑兵的自由通道,于是数万瓦剌大军尾随追击,很快逼近了明军。
眼看着火烧眉毛了,王振却再度犯傻,好不容易确定了从紫荆关回京,谁知王振又犯嘀咕,生怕大军踩坏了老家的庄稼,眼看就要到蔚州,立刻又下令全军原路折返,改从居庸关入京,这么一闹,等于走了个折返跑,丧失了撤军的黄金时间。
而在瓦剌大军日益逼近后,王振也终于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由成国公朱勇等四员大将,率领五万骑兵,分头阻击瓦剌,结果训练有素的瓦剌骑兵,给明军上了一堂生动的骑兵训练课,三下五除二就将明军击败,即使如此,明军奋勇的阻击,也总算迟滞了瓦剌追击的脚步。再次赢得了三天逃命的时间。
这宝贵的三天,是这支明军最后的机会。
六:奇耻大辱土木堡
利用这宝贵的时间,明军星夜兼程,于八月十四日中午抵达了怀来北面的土木堡,只要再坚持走一个时辰(两个小时),明军就可安然进入怀来城,这次来去匆匆的北征,也就可全身而退了。
但意外偏偏又在此时发生了,王振因为运载自己家产 的十几辆车子没有到,坚持让部队停下来等,一等就等了整整一下午。而瓦剌方面,就趁这宝贵的一个小时,黑压压的扑了过来,先占据了当地唯一一处水源,然后骑兵四处扎营,将明军团团包围:御驾亲征的明英宗,这下跑不了了。
其实就在瓦剌骑兵追到前,明军还有最后一次逃生的机会:兵部尚书邝焚主张,集中最后的精锐骑兵,护送明英宗火速前行,能逃出多少是多少。这本来是最后一桩办法,然而铁了心的王振却不知为何,坚决不肯答应,这次邝焚也终于胆气充盈,和王振当场大闹起来,最后被卫兵打出,就在争执间,瓦剌大军合围,明朝没救了。
八月十五日白天,瓦剌大军集结重兵,向断水缺粮的明军发动了总攻,悲剧就此到达高潮:明军竟然爆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结成军阵数次打退瓦剌的进攻。眼看强攻不力,狡猾的也先再次耍诈,假装要与明朝议和。已经苦苦坚守三天,断水断粮的明英宗果然上当,眼看瓦剌故意撤出水源地,早已饥渴难耐的明军蜂拥去取水,就在这时,瓦剌的突袭发动了,明盔亮甲的蒙古骑兵一面高呼着“解甲者不杀”,一面肆意砍杀着失去武器的明军,原本惨烈的攻坚战,这下彻底变成一边倒的屠杀,数十万明军土崩瓦解,全线崩溃……
这场浩劫一般的战败,整整杀了一夜才落幕:明军只有千余人突围出来,数百文武大臣遇害,数十万士兵阵亡,酿造这一惨祸的王振,更一并惨死于军中。而翻开阵亡名单,更令人痛心疾首:内阁阁臣曹鼎等人,乃至战功卓越的英国公张辅,六部尚书邝焚等人,全在阵亡之列。大明王朝的核心执政团队,几乎全部报销。这耻辱的一幕,便是土木堡之败。
然而就在这一系列耻辱中,却还有一幕场景,即使瓦剌人见到,也不禁动容。
当惨烈的屠杀接近尾声时,尸横遍野的战场上,却隐然飘扬着一面大明的龙旗,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数名护卫的簇拥下,淡然的下马放剑,等待着未知的命运。也先的弟弟赛刊王见状惊讶无比,经过明朝俘虏的辨认,终于确认了这个惊天的事实:大明皇帝朱祁镇,被俘了。
这以后的朱祁镇,承受着沦为俘虏的耻辱,在瓦剌军营中,度过了一年多囚徒的时光,更经历了多次生死考验。然而值得称道的却有一点,无论身处怎样的险恶局面,受到怎样的磨难,瓦剌人面前,朱祁镇一如既往,保持着他的淡然,也先的弟弟伯颜,更对他钦佩不已,甚至到了后来,朱祁镇得以被放归时,伯颜竟然一路相送,依依惜别。这个执政失败的青年皇帝,唯一称道的,便是一直保有这高贵的气节。他的雍容大气,甚至感动了敌人。
但在当时,不论朱祁镇本人多么淡然,京城上下,却真是乱作一团。大臣们除了哭天抢地,就是呼吁迁都,关键时刻,却是代理兵部尚书于谦站了出来,愤怒驳斥了迁都的奏议,定下了整军备战的抉择。八月十八日,监国的成王朱祁玉召开会议,众大臣怒斥宦官乱政,当着朱祁玉的面吵做一团,并在争吵中爆发了群殴,当场殴死了王振的亲信太监马顺。因众怒难犯,朱祁玉当场宣布王振罪状,并将王振全家满门抄斩。九月,朱祁玉正式登基,次年改年号为“景泰”,正在蒙古当囚徒的朱祁镇被尊为太上皇,同时大规模的清算行动展开,诸多王振的亲信宦官及党羽纷纷落马,全权负责北京防务的于谦整肃内部,调集重兵,安定人心,最终于十一月在北京保卫战中击退瓦剌。从此,为“土木堡惨案”买单的罪过,也仅由王振及其党羽们承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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