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是宦官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安史之乱”发生后，唐肃宗李亨因强藩作乱、险亡其国而开始对武将妄加猜疑，宦官则大受宠信，开始内掌军队，外监诸将，其权力从内廷向外朝逐步延伸，从间接向皇帝进言干预朝政到直接把持军政要职，最终形成了专权格局。“安史之乱”中，肃宗李亨在宦官李辅国支持下即位，对李辅国特别宠信.
李辅国官兼数职，权及核心，掌握了朝廷中枢机要大权，因他排行为五，贵族王公见了尊称其为“五郎”。代宗即位后，又因李辅国拥立有功，更加宠信，称为“尚父”。李辅国竟也大言不惭地对代宗说：“大家(指皇帝代宗)但居禁中，外事自有老奴处分。”可见朝政大权已全在他手。后来，代宗利用另一宦官程元振，杀了过于专横跋扈的李辅国，又将皇室防卫力量的禁军交由程元振典掌，结果使程元振的权势又超过了李辅国。程元振之后是大宦官鱼朝恩，他曾被代宗任命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成为当时讨伐“安史之乱”的唐朝大军实际上的统帅，代宗还让他掌管了中央警卫部队的“神策军”，权势气焰又高出一等。后因其居功自傲，挟兵胁迫皇帝迁都，被赐死。这一时期宦官势力发展十分迅速，但当皇帝不满宦官跋扈时，还可利用外朝的朝官势力予以抑制和清除。
德宗与顺宗二朝，是宦官监军和专典禁军制度化的阶段。鱼朝恩之后，皇帝曾收回宦官所领兵、相二权，宦官也不再掌握禁军。但德宗年间发生“泾原兵变”，宦官窦文玚、霍仙鸣因率领宦官及亲王左右保驾有功，被起用为禁军统领，又于贞元十二年(796)任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直接统帅指挥禁军。
此后，设神策军护军中尉二人、中护军二人，全由宦官充任，统率左右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军。宦官掌握禁军便由此成为定例。本来皇帝是想用宦官来监军，控制武将，避免尾大不掉的情况再生祸乱，但没想到的是，宦官监军却带来了新的灾祸。由于宦官典军制度化，使其势力达到左右朝政、制驭百官的程度。如顺宗时“二王”改革，改革派想夺取宦官兵权，宦官干脆迫使支持改革的顺宗退位，并罢免放逐了王叔文、王伾等革新派官员。从唐宪宗至昭宗末期，是唐朝宦官专权的鼎盛期，这股依附于皇权的恶势力，对它所依附的皇权构成严重的威胁。“二王”改革失败后，几乎所有宦官都参与朝政，广泛深入到当时政治生活的许多重要领域。如大批宦官进入政府，担任诸司使职;掌握宫中全部机要，出纳王命;干预吏选，监视外朝官员;掌握书院、国子监等本是封建士大夫涉足的领域。
由于朝中文武大权基本落入宦官手中，朝中制定国策、进退将相大臣，以至皇帝的生杀废立都操纵在宦官手中，皇帝成了宦官手中的玩物和幕后操纵的傀儡。宪宗以后到唐亡的9个皇帝，除敬宗以太子身份即位外，其余的都是由宦官废立。唐文宗哀叹自己还不如周赧王、汉献帝，他说：“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皇帝为了保住帝位，也只得巴结、纵容宦官，如宦官杨复恭以拥立昭宗有功，自称“定策国老”，骂昭宗为“负心门生”，昭宗也无可奈何。连皇帝的命运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还有谁敢跟他们作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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