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3日，正在黑海度假的赫鲁晓夫被紧急召唤回莫斯科参加主席团（即苏共政治局）的经济会议时，等着这位总书记的是一场政变。由于受不了赫鲁晓夫取消各种特权福利，触动整个苏联官僚阶层既得利益的“十大打击”（苏联官僚给赫鲁晓夫改革起的绰号），下属联手发动了此次政变。而接替赫鲁晓夫的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这个党内公认的最没有能力的人物。

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任命只是临时过渡，再过几年，总书记这个职务就会由党内那些强有力的人物，比如曾经的克格勃主席谢列平来接手。然而正如当初大家小看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一样，这次大家也没有估计到勃列日涅夫超强的官僚手腕——他不仅成功保住了自己的位置，挤走了所有可能挑战的对手，还成为继斯大林之后在位时间最长的苏联领导人。从1964年到1982年，苏联进入漫长的勃列日涅夫时代。

勃列日涅夫，1964年至1982年任苏共总书记，是历任苏共总书记中最平庸最保守的一个

火车停了 我们摇动起身体

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一起乘火车出门。开着开着，突然火车停了。斯大林把头伸出车窗之外，怒吼道：“枪毙火车司机！”可是火车没有动；赫鲁晓夫也把头伸出车窗之外，说：“给司机恢复名誉！”火车仍然没有动；这时候，勃列日涅夫说：“同志们，不如我们拉上窗帘，坐在座位上自己摇动身体，做出列车还在前进的样子！”

从外表来看，勃列日涅夫统治前期可谓是苏联的黄金时代，国力蒸蒸日上，不仅在核武器上和美国实现了恐怖的核威慑平衡，还在全球范围内带着自家小弟和北约集团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地缘争霸，成为让所有其他国家都为之忌惮的超级大国。1975年，在“新经济体制”的刺激下、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峰值，排名欧洲第一，世界第二。

然而，这种好景只是在透支未来，勃列日涅夫享受的只是赫鲁晓夫改革的红利和国际原油价格暴涨带来的好处。据统计，在1974年到1984年10年间，光石油出口就给苏联赚回了2700到3000亿美元的外汇。但外汇入超也掩盖不了苏联经济走向深渊的本质。在“八五”之后，苏联连续3个五年计划经济增长率都急剧下降。糟糕的不只是经济，整个苏联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停滞现象。情况就正如笑话所说，苏联这列火车已经在事实上停滞不前了，但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层却只看见原油外汇带来的巨大收入，自欺欺人地认为形势一片大好，甚至连头都不愿意探出车窗，只是装出火车还在继续前进的样子。

1981年12月，在克里姆林宫给勃列日涅夫举行第四次颁发苏联英雄称号仪式

将军的孙子永远当不上元帅

新闻报道：“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部长会议沉痛宣告：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在长期患重病之后没有苏醒过来，但是目前仍在工作。”

一位老将军和他的孙子正在散步。“爷爷，我长大之后能当上将军吗？”“当然能！”“那我能当上元帅吗？”“那不能，元帅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孙子啊。”

1981年3月的苏共二十六大选出了14 名政治局委员，其中只有两人年纪在60 岁以下，70岁以上的竟有8人，占一半以上。除此之外，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平均年龄也达到了67岁，部长会议领导层的平均年龄也高达到了68. 1岁。就是这么一帮行将就木的老头子，牢牢把持住了苏联政坛。这些人的生活已经越来越远离现实世界，面对苏联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他们既没有精力，更没有任何动力去推动任何有意义的改革。对苏联政坛上这种死气沉沉的“老人政治”，人民都看在眼里，社会上开始大量流传着讽刺勃列日涅夫老糊涂的笑话，然而更加可悲的是，现实比笑话还要可笑：晚年的勃列日涅夫在某次主持召开阿塞拜疆党代会时，由于秘书疏忽给错了讲稿，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毫无察觉地拿着错误讲稿念了整整两页。这时，惊慌失措的秘书才匆匆忙忙给他换了正确讲稿，而勃列日涅夫只是嘟哝着：“同志们，这不是我的错，让我们从头来过。”就又从头念起。

老人政治的根源来自干部任命终身制，而干部任命终身制又来源于勃列日涅夫的上台。他是在党政官僚阶层的支持下，通过“宫廷政变”将赫鲁晓夫赶下去。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与各部门和地方领导干部达成默契：各部门和地方干部支持勃列日涅夫把持总书记的宝座，而他则从制度上保证他们的特权和终身制。而随着时间演化，苏联逐渐形成了一个脱离普通群众的“特权阶级”，更可怕的是，这些人还建立一个专收这些子弟的教育制度，然后通过一套任命和提升职务的制度来使得自己特权得以继承，形成了一种“特权继承制”！

勃列日涅夫之吻

你在克格勃工作吗？你有亲戚在克格勃工作吗？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广大民众中间形成了“厨房政治”，就是在公用厨房中和亲密的朋友讨论一些敏感话题，发泄对苏共特权阶层的不满。每当大家谈话告一段落的时候，就会抬头望着厨房电灯：“那个，少校同志，您还在听吗？”在莫斯科的地铁上，突然有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同志，请问您在克格勃里工作吗？”“没有。”“那您有亲戚在克格勃工作吗？”“没有。”“那您有朋友在克格勃工作吗？”“也没有。”“那你赶紧给我把脚挪开，你踩着我了！”

1966年9月15日，苏共政治局通过决议，对刑法第190条作了几项增补：

以口头形式散布诋毁苏联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明显谎言，以及书面形式创作同样内容的作品，处以剥夺三年以下的自由，或劳动营改造一年，或处以100 卢布的罚款； ……对组织和参加破坏社会制度的集体行动者进行惩处。

到底什么算是明显谎言？什么算是破坏社会制度的集体行动者？这件事情，本人说了不算；律师说了不算；甚至连法官说了也不算，苏共中央把解释权交给了自己最宝贝的机关——克格勃，让他们随心所欲解释法律。1967年5月19日，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在他的主持下，克格勃成立一个专门局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思想警察——第五局。

第五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仅仅能把人送到劳改营，为了对付所有“思想颠覆分子”，他们甚至会动用国家资源对目标的名誉进行破坏，甚至将他们诬蔑为“精神病”，然后送到精神病院加以囚禁。直到此人签署自白书，承认自己是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发布了反苏言论才有可能释放——但这么一来更坐实此人有精神病的嫌疑，第五局以后就更有理由把此人弄到精神病院去。

在克格勃第五局的严厉监制和压迫之下，苏联成了一座压抑心灵的大监狱。

这里不允许正直的存在

在勃列日涅夫统治后期，由于苏共高层的腐败已经深入骨髓，大案奇案频出，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整个苏联社会已经完全成了笑话的世界。1980年的鱼子酱走私案就是如此，一名克格勃人员偶然买到了一批鲱鱼罐头，打开之后发现里面装的居然是价格昂贵的鱼子酱。大吃一惊的侦查人员经过调查，结果揭发出一起严重的走私案：以渔业部副部长、渔业生产销售管理局副局长为首的官员，伙同涉及苏联外贸部、食品工业部、太平洋舰队、莫斯科、索契等地领导，将索契和阿斯特拉罕的鱼子酱装入贴有鲱鱼标签的罐头走私到国外，然后牟取高额差价，猖獗的走私活动居然持续了长达十余年之久，涉案人员高达300人之多。此案最后也只是以负责人调职而不了了之。

其实，鱼子酱走私案只是冰山一角，此时的苏联已经从根子上烂掉，就连第五局也无法挽救了。况且就算是克格勃本身也好不到哪里去，叛逃、走私、参与黑社会犯罪等各种丑闻频出。而更可悲的是，如果在克格勃中还有坚持原则的人，那么他自己反而没有什么好下场。

正如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谢苗·库兹米奇·茨维贡调查“珠宝走私案”，最终了解到牵涉到勃列日涅夫的家人后，被苏共第二号人物苏斯洛夫进行了一次“艰难的谈话”，谈完之后苏斯洛夫血压升高，直接住进的医院。第二天，也就是1月19日，茨维贡突然蹊跷地自杀了：没有留下任何遗书、遗言，保险柜里面的贵重物品没有任何事先安排过的迹象；而且事前也没有任何征兆，就在当天出门前，他还在和妻子讨论装修别墅的问题，但是出门后不久，他就在一个栅栏旁“使用”警卫员的手枪自戕了。现场只有他和警卫员两人，到底是自杀还是“被自杀”，就成了一桩死无对证的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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