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7年（唐贞观元年），唐太宗借三国使者赴唐朝朝贡之机，分赠朝鲜半岛三国国王以玺书。在给百济王的玺书中这样说道：“朕已对王侄及高句丽、奚落使人俱赦通知，咸许缉睦。王必须往彼前怨，识朕本怀，功笃邻情，即停兵革。”
百济与高句丽佯称顺从，却并未停止对新罗继续用兵。
公元642年（唐贞观十六年），有“海东曾子”之称的百济国王扶余义慈联合高句丽再次进攻新罗，夺其城四十余座。后来又夺取了新罗战略要地棠项城，从此阻绝了新罗向唐朝进贡的陆地通道。
新罗向大唐朝廷告急。
但此时的唐太宗正进行西北战事，面对新罗的求救，唐太宗只是派大臣带着劝和诏书前往百济进行口头警告。百济依旧我行我素，又乘机攻占新罗十几座城池，并且不再向大唐进贡。
直到唐高宗即位之后，百济才又重新开始向唐朝派遣使节觐见，再次表示臣服。而唐朝对百济飘忽不定的外交政策已不再信任。
唐高宗这位看似文弱的帝王，在发给百济国王的诏书中毫不保留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姿态，他要求百济国王立即停止对新罗的军事行动，并立即把原新罗国土归还该国：“如百济国王决意对新罗继续采取军事攻势，朕将派遣包括契丹籍士兵在内的联合部队，经由辽地深入百济。对于事件后果百济王可先行自酌，以免后悔！”（“任王决战，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
然而，百济王廷上下严重低估了对大唐的国家实力和战斗意志。他们认为高宗时代的唐朝虽然已基本完成王朝初级阶段建设，处于国力上升阶段，但仍没有摆脱被动处境，认定这个庞大帝国在可以看到的将来仍会继续韬光养晦隐忍下去。而且，从地理上来看，百济与唐朝陆路不通，两者之间隔着唐朝一直没有平定的高句丽割据政权，而于海路而言，两国隔海相望，今天的黄海对于7世纪的人类来说是一道难以从容逾越的天然军事屏障。百济王廷没有认真对待唐朝的警告，依然故我。
（图）唐高宗李治（628年7月21日—683年12月27日），字为善，唐朝第三位皇帝（649—683年在位）
公元655年，即大唐高宗永徽六年，百济与高句丽再次达成战争默契，从西、北两个方向夹攻新罗。
新罗局势再次紧张，立即向大唐中央政权告急。
唐朝这次放弃单纯的口头警告措施，立即做出实质性应对。高宗派出“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击高句丽”，试图从陆上减轻新罗的军事压力。
唐军兵力不多，以致高句丽低估唐朝战争决心，“见其兵少，开门渡贵端水逆战”。在这场战斗中，骄傲轻敌的高句丽军队被唐军“大破之，杀获千余人”。
但对于唐朝来说，由于所派兵力不足，没有达到预期的战略意图，新罗危机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高句丽军队对唐军的轻视，基于它认识到唐朝战略重点还在西北方向。
公元660年，即大唐高宗显庆五年，唐朝在西北的军事压力缓和下来。这年正月初二，苏定方平定西突厥都曼的叛乱凯旋，唐高宗在乾阳殿召见。
3月，百济继续以高句丽为屏障，多次发动对新罗的压倒性战事。新罗王金春秋无计可施，只得通过多种渠道再次向唐朝中央政府派来求救信使。
3月12日，唐高宗决定集结重兵一举改变长年不稳的东北局势，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左骁卫将军刘伯英、右武卫将军冯士贵、左骁卫将军庞孝公，统兵十三万，以来征。兼以新罗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将其国兵与之合势。苏定方引军自城山济海，至国西德物岛。新罗王遣将军金庾信，领精兵五万以赴之”。
由于在此前数十年，唐朝的战略重心一直未能转移至东北亚地区，而新罗凭一国之力，应对高句丽、百济以及日本三国压力，苦撑局面，大多数时间处于被动挨打地位，已沦丧大片国土。在公元660年的这次战争中，唐朝派出十三万大军援助之时，战场前沿已在百济、新罗两国间犬牙交错。大唐高宗认为有将百济、新罗整合为一个统一战区的必要。
在这次军事安排中，新罗国国王金春秋负责集结、整合本地武装，在军阶上稍低于“行军大总管”苏定方，是为“行军总管”，苏定方与金春秋实为百济战区总司令与副总司令。
（图）大唐征高丽百济
此前，在高句丽与百济混战时代，由于高句丽对百济形成巨大军事压力，百济首都步步南迁，先从慰礼城迁都熊津城，后继续南迁至泗沘城。泗沘、熊津两城变为百济国的东、西二都。泗沘这座“最后的都城”依山而建，地势险峻，下临白江涛涛天险，城内约有人口“万家”。
公元660年（唐高宗显庆五年）5月，新罗王金春秋亲自率兵出京城（今韩国庆州），6月到达今天的仁川以东数十公里的地方，一待唐军自山东半岛发兵登陆朝鲜半岛，战机成熟，两军将发动联合军事行动，一举挫败百济。
苏定方率部在6月下旬，到达今天的仁川附近，与新罗太子金法敏约定：唐朝中央军由海路，新罗地方军由陆路，于7月10日在百济南部会合，围攻百济王都泗沘城。
面对十八万唐罗联兵，慌乱之中的百济王廷组织力量在白江口处和沉岘（今韩国大田市西南）以步兵阻击。
唐军方面，苏定方部署两支部队，顺利击溃前来阻击的百济先头阻击部队，直扑泗沘，并于距泗沘城数十里的地方与百济国主力部队展开角逐，唐军大破敌阵。由于新罗军一度受阻，唐罗军队会师时间比预定时间晚了两天，苏定方大怒。但这一历史小细节并没有影响整个战争进程，唐罗联军集合之后，开始部署阵地合围泗沘。
（图）高句丽墓葬－壁画
第二天，即7月13日，曾经从新罗手中夺取洛东江以西大片领土的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弃都乘夜遁走，逃奔至另一重要城市熊津城。留在泗沘城中的王子扶余泰趁机自封为王。
太子隆之子扶余文思尚在城内，他害怕扶余泰对自己下毒手，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率先缒城向唐军投降。四围重兵压城，扶余文思的投诚行为瞬间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又有百济方面多名军政要员出城请降。
唐罗联军总司令苏定方不仅是一名盛世悍将，且足智多谋，他通过凌厉有效的政治攻势，成功策动城内士兵，城中尚未有唐军一兵一卒，城头却出现了一面随风飘扬的大唐旗帜。
以扶余泰为核心的城内顽抗力量的意志被彻底瓦解，泗沘城门洞开，扶余泰领百官请降，泗沘城陷落。首都失陷，百济在名义上已经亡国。
7月18日，百济国王扶余义慈率太子扶余隆及熊津方面部队自熊津城请降，之后百济各地的军政首脑顺应国王意志，纷纷向唐朝臣服，并主动向进驻泗沘的唐军送粮送款。
百济大局已定。
在百济王族出降之时，受其蹂躏多年的新罗军长吐一口百年怨气。新罗太子金法敏更是报了背负了20年的国耻家仇，他责令百济太子扶余隆跪于自己的战马之前，并且厉声唾骂：“向者汝父枉杀我妹，埋之狱中，使我二十年间，痛心疾首，今日汝命在吾手中！”
作为亡国太子的扶余隆，“伏地无言”。
自3月10日高宗皇帝下发远征百济诏书，至8月12日平定捷报抵大唐京城，前后共计五个月时间，割据海东近五百年的朝鲜古国百济在须臾间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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