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著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是一部诡异的作品。整部书描写了明朝万历年间的几个人物的故事，从万历皇帝本人到他的两任首辅(张居正和他的继任者申时行)，他最著名的军事将领(戚继光)，明朝最为后世称道的官员(海瑞)，和一位有点近乎癫疯的诗人加哲学家(李贽)。全书读起来就像传记小说，而不像一部严肃的历史学作品。
这本书的英文书名，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就更是让人费解。书的英文书名直译过来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其实，黄仁宇先生是想用他的书名来暗喻一个“deep irony”，并以此来表达一个极其深刻的理解。黄仁宇先生希望我们在看完了这些人物小传后，能掩卷而思，幡然顿悟出一个他并没有直接说出来的极其深刻的理解：一个王朝的溃烂和衰败可能并无特定的起点，因而通常是深藏不露的。在看起来依旧祥和的太平盛世背后，整个体系可能早已病入膏肓，无力回天。
而那些为历史学家和我们津津乐道的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大失败”，比如明满辽东之战(1618~1619)、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第一次中日战争、西法战争(1635~1649)、西班牙在西班牙王位之战(1701~1714)中的失败、法国大革命等等，都只是向外部世界和一个国家的精英最后证明一个王朝的溃烂而已，所谓的“未战先败”。
因此，对一个王朝国家来说，年年都可能是“万历十五年”。正如黄仁宇先生在结束他对1619年明满辽东之战的讨论时写到：“它(明军在辽东大战中的惨败)是明王朝的官僚制度及其日常运转所招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用吴思先生《潜规则》里的一个妙语来说，一个国家常常是不知不觉地就进入了“崇祯死弯”，而即便崇祯皇帝后来再励精图治也拐不过来这个死弯了。
我猜，这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一个王朝制度下，即便是唐太宗这样圣明的皇帝也不可能什么都管，更不可能什么都管好。因为满朝文武官员都只是对皇帝负责，无须对人民负责，官员们欺上瞒下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吴思先生在他的《潜规则》一书中，用一句大白话说出了这一振聋发聩的深刻洞察：“老百姓是个冤大头；皇帝也是个冤大头。”而如果皇帝或最高统治者不对劲的话，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就将完全丧失纠错功能，无论这个国家有多少能臣和忠臣。更糟的是，如果最高统治者不对劲，能臣和忠臣即便有，也通常会遭到打压、贬黜，甚至酷刑处死，因为在一个王朝制度下，官僚体制的规则是逆向淘汰，而不是正向淘汰。再引用吴思先生《潜规则》中的一句大白话：“消灭好官，培养贪官。”
理解了王朝制度不知不觉就会溃烂的缘由，我们方可悟到，中国2000多年的王朝制度的历史确实仅仅是一个改朝换代的轮回史，并没有太多新鲜的故事。那些看似英雄辈出，金戈铁马，跌宕起伏，太平盛世的背后，都只是同样的一个悲剧正在或者已经在上演。我们能够品味和感慨的其实只是同一个极其单调的故事，仅仅是故事的主人公和时空的不同而已。
正因为对于一个国家或者组织来说，年年可能都是“万历十五年”，所有国家的领导人都应该好好读一读《万历十五年》这一部警世之作，并且真正理解这本书的含义。
说到这，我想特别提到一个关于《万历十五年》的真实故事。我一位在新加坡的忘年交，在读到《万历十五年》之后，特意给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呈上了一本(当然是英文版，因为李光耀先生那时还读不了中文)。两个星期之后，李光耀先生又把这本书原封不动地寄了回来，没有任何评论。但是，我的忘年之交和我都一致认定：李光耀先生其实是看了这本书，并且真正懂得了这本书的含义。只是他自己买了一本而已，而且恐怕还让新加坡的主要高级官员都人手一册。
因为，新加坡即使只用了一代人就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成为全面意义上的发达国家，精英们也几乎从不自吹自擂，自我陶醉，而是更加强调危机意识。新加坡更一直强调以宪法治国，以制度立国，即便是李氏家族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不要忘了，李光耀先生正是律师出身)。黄仁宇先生说得够透彻：“中国2000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因此，无论我们怎么看待李光耀先生和新加坡对中国的政策，毫无疑问，李光耀先生是上个世纪东亚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他们的某些共同特点是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应该学习和效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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