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通西域是中西交通史上的里程碑,太史公用“凿空”以示张骞开拓之功,此后“西北国始通于汉矣”。汉武经营西域无疑有“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政治目的,也有“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的军事用意,通西域的这些动机已成史家定论,但这并不排斥存在其他动机的可能性。因为人的行为动机本身就具有复杂性,有的明晰,有的潜隐。而帝王的动机由于随时可以上升为国家意志、体现在经国方略上,私欲不得不被缘饰得冠冕堂皇而变得越发复杂,但通过对史料的分析,我们仍然能够推断出这类潜在动机。汉武帝通西域不但有政治、军事的考虑,也有其私欲——求仙的考虑。
首先,汉武帝出生在一个神仙信仰弥漫朝野的环境中,这是他一生热衷求仙的社会基础。神仙之说起于齐燕,“自(齐)威、(齐)宣、燕昭使人人海,求蓬莱、方丈、赢洲。”此后神仙之说在秦汉之际发生了些许变化,彼世的蹈虚色彩渐变为现世的长生期许。秦始皇称帝后,曾“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人海求仙人”,形成“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士,于是趣咸阳者以千数”的热闹场面。经过齐威、齐宣、燕昭、秦始皇等君王的张扬和东方齐燕神仙家的鼓吹,神仙学说蔓延开来。“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着终始五德之运,……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神仙信仰的吸引力能让人“苦身劳形……弃二亲,捐骨肉,绝五谷,废诗书”,可见其对汉初社会的影响之大。汉初盛行的黄老思想也与神仙学说有着扯不清的关联,“黄老起于齐,神仙之说与黄老通”。汉景帝时期,黄老之学俨然成了皇家子弟的必修课,“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而此时的汉武帝正处于青少年时期。
其次,汉武帝行事尚功利,思想近齐学。而齐学的根底为邹衍之学,“衍之学盖阴阳五行家言,齐之儒者多承其绪余。”汉武帝之世,表彰五经,外攘四夷,内改法度,集中展示了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性格。基于这种性格汉武帝一直对祥瑞、符验、占卜、巫蛊很感兴趣,这在《孝武帝本纪》《封禅书》《龟策列传》中有大量记载。对待生死,汉武帝一直缺少达观的态度,渴望长生的动机伴其一生。为此汉武帝曾张扬祭祀,据《汉书·郊祀志》载,汉武帝祭祀的次数和规模远远多于其他任何一代汉帝。少翁、栾大、公孙卿等方士先后都曾用相似的手段得到汉武帝的恩宠。谷永在《谏成帝微行》中有这样的描述:“汉兴,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皆以仙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人海求仙采药贵幸,赏赐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累,震动海内。元鼎、元封之际。燕、齐之间,方士嗔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数者以万数。”
汉武帝渴望长生,企慕仙人的动机甚至影响到当时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其一是封禅。钱穆先生认为:“武帝封禅最大动机,实由歆于方士神仙之说而起也。”其二是年号的设立。年号创始于“获麟”,“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畴。获白麟,作《白麟之歌》。”后来定这一年为“元狩”元年,由此倒推上去,把过去的18年划分为三等份,分别名曰“建元”、“元光”、“元朔”。“获麟”之后的第七个年头,在汾阴又掘得一个大鼎,遂改元为“元鼎”。获麟、得鼎,汉武帝都看作是神仙的惠顾,故有改元之举。其三是改正朔,易服色。汉初一直沿用秦之《颛项历》,元封七年(前104),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上书改正朔,汉武帝企慕“黄帝合而不死”的传闻,改元“太初”,以建寅月为岁首,服色黄,《太初历》由此产生。如吕思勉所言:“武帝之崇儒,在其即位之初,而封泰山乃在其后三十年,改正朔,易服色则又在其后,其非用儒家言可知。武帝盖全惑于方士之言,其封泰山,亦欲以求不死而已。终武帝世,方士之所费,盖十倍于秦始皇。”在这些重大政治事件的背后都隐藏着汉武帝的求仙动机,沟通西域亦不排除有此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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