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台谏盛衰与王朝兴亡密切相关。光宣之际，台谏一度勃兴，然此次仅是回光返照。台谏之盛肇因于载沣上台时之特殊情势。彼时主少国疑，一家坐大，载沣唯有借重言官之口，打压权臣，树立权威，故势弱之皇权与犀利之台谏联手，再自然不过。然一旦北洋势力暂时失势，载沣便无法容忍言官于耳边聒噪，双方之政治裂痕趋于明显，结果一拍两散。1910年正月，载沣借“江春霖参奕劻案”，以“莠言乱政、有妨大局”之名，夺其谏职，打回词林。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反复力求无果后，江春霖弃官而去。不久，胡思敬步其后尘，挂冠离京。
离京后未及一载，清廷覆灭，远在南昌的胡思敬恰逢丧子之痛。亡国之苦萦绕脑海，丧子之痛刺伤心头，仿佛一夜间自己化作无根浮萍，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归宿。偏偏就在这个团圆之夜，胡五味杂陈，只觉“今宵真是可怜宵”。进入民国，胡思敬拒不与“新朝”合作，“我辈已矣。孀居寡妇岂犹抹脂涂粉，再醮事人?”既然将自己比作孀居寡妇，那清室定是其故去的爱夫，亡清已逝，胡思敬理所应当的化身遗民。当然，“遗”并非等于消极的“退”和“隐”，胡之目的在于“有待而为”。
“有待而为”的方式无外乎联络前清故旧。放眼中原，似唯有雄踞江淮的军阀张勋堪此大任。自民元始，胡思敬积极游说辫帅筹划复辟一事，其对张之印象，如同少年登山，陡然攀着高处，后便一路下降。1913年，胡思敬在兖州见到张勋。据说二人“倾怀谈论”，“备极欢洽”。博取张勋之认同，胡思敬快马加鞭，决定秘联各地督军，在济南起兵，发动“癸丑复辟”，重推为帝。孰料百密一疏，这次阴谋因泄密而终停于纸面，化作空中楼阁。
1916年，病逝。北洋系内部权力争夺激烈。以正宗自居，企图宰制天下。另一大佬冯国璋则拉拢张勋，愿与其一同复辟。张随即派胡思敬出使南京，商议具体办法。闻此消息，胡喜出望外。然政客翻云覆雨之伎俩，岂是胡思敬所能料，就在胡启程之际，张勋忽然改变决定，转而投靠段祺瑞。得知张已背盟，胡思敬“气得手足俱冷，肝肺为摧”，喟叹“三四年来梦寐不忘，及十数同志所属望甚殷者，至此始揭开假面，复归泡影”。“丙辰复辟”之挫败，如五雷轰顶，令胡思敬一度意懒心灰，他返回家乡，“遂与外情隔绝，只闭目枯坐而已”。一切的讯息，似乎昭示着胡思敬曾经澎湃汹涌如汪洋大海般的内心已蜕变为毫无微澜的一沟死水。
然渴望恢复先朝的中兴情结，像梦魇般在胡心头挥之不去。虽隐居书斋，他仍天真地判断“丙辰机会既失，只好暗中布置，徐待其稔。”当得知张勋复辟“心迹始终不渝”时，他故志复萌。次年，张勋发动“丁巳复辟”，扶溥仪上台。面对张勋之仓促发难，与大多数遗老的狂热和躁动迥异，胡之反应则出奇冷静。当复辟朝廷授予胡思敬官职时，胡即复电请辞。胡此举动，意味深长。他已无“癸丑”时之亢奋狂热，也无“丙辰”时之踌躇满志，取而代之的是对张勋的怒其不争及清室前途未卜的哀其不幸。
1922年4月30日，胡思敬满含悲戚与不舍病逝。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诚哉斯言!对胡来讲，早点离开这个令他伤心欲绝、无可奈何的世界，亦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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