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即公历1865年5月18日),在山东曹州吴家店(今山东菏泽市牡丹区吴店镇)发生一个重大事件:满清世袭罔替(俗称铁帽子王)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率兵轻进追剿,被捻军包围杀死。一名铁帽子王战死所具有的舆论震撼性当时极其强烈,但僧格林沁之死的历史意义远不止此,而是构成了晚清历史的一个军事转折点。
要理解僧格林沁之死的意义,必须要了解满清的基本军事体系及其演变。
满清在顺治期间(17世纪中叶)形成了八旗和绿营军事制度,两者称为经制兵,也即今天所说的国家正规军。绿营是满清入关后继承明朝制度形成的以汉人为基本的军队,常规保持60万人之众,而八旗兵力可能仅为20万人,最高的时候为35万人。
尽管如此,八旗军队是满清的看家武力。就驻防而言,绿营分散在全国,主要是防守西北、西南、华南、华中、华东,有战事时才进行集中。八旗除部分分散全国驻扎外,主力采取集中方式,防守京畿地区,因此,八旗主力相对绿营处于优势状态,是满清最后的铁拳。嘉庆(18世纪末19世纪初)之后,无论是绿营还是八旗,都开始明显腐败、衰落,但国家基本军事体系的格局并没有变化。
1851年太平天国兴起,随即捻军兴起,问题顿时格外严峻。太平天国的主力是在南方作战,满清进行应对的主要是绿营,然而绿营根本没有能力获取优势,咸丰皇帝在1852年底就开始大力组织团练,成为湘军出现的直接原因。
1856年太平天国第一次打败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1858年第二次打败江北大营,1860年第二次打败江南大营,就此,绿营武装基本失去了战斗力,从而湘军得以真正兴起,成为满清在南方的基本武装和主力。
尽管太平天国1853年定都天京(南京)后即进行北伐,捻军也随即像瘟疫一样在北方传播开来,但他们还是受到了沉重限制和打击。满清对付太平天国北伐和捻军的主力,已经不是绿营,而是八旗。在这个过程中,僧格林沁控制了八旗主力,成为满清最重要的守护神。
僧格林沁活捉太平天国北伐主帅林凤祥、李开芳,给予了全歼,随即应付进攻天津、北京的英法联军,又接连获取击败捻军的胜利。然而,捻军属于流窜作战,僧格林沁既有剿不胜剿之苦,又在接连的战术胜利中越来越轻敌,终于在山东曹州率领不多兵力死命追敌而陷入包围,一代名将战死马下。
僧格林沁一死,八旗武装没有了能够真正担当的主帅,终于步绿营之后失去了可以控制局面的战斗力。就在僧格林沁战死的前一年,湘军攻占了天京(南京),标志着太平天国已经失败。僧格林沁一死,曾国藩马上就奉命北上对付捻军。
尽管湘军已经进行解散工作,但李鸿章部和左宗棠部兴起,李鸿章、左宗棠在平定南方太平天国残余后也率军北上。1868年捻军基本被剿灭,曾国藩担任了直隶总督。就此,尽管八旗、绿营仍然存在,但来自湘军的勇营体系武装成为满清的基本军事力量和主力。
虽然后来的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宣布了这种新兴武装仍然腐朽、落后,不足以保证对外战争的胜利,但是,汉人控制满清军事力量的格局已经注定,从而构成了满清最终垮台的基础。
由此可见,约150年以前在山东曹州吴家店的一场规模不大的战斗,所导致的历史后果是多么严重。当南方太平天国被打败,无论僧格林沁死与不死,北方捻军被剿灭都已经注定。
但是,如果僧格林沁不死,八旗主力就仍然会是满清的铁拳,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的勇营武装很难获得向北控制的机会,所面临的命运要么绿营化,要么就像曾国藩已经在做的那样进行解体。总之,汉人不会有这样一个成为满清主力乃至掌握兵权的历史性契机,后来相应的所有历史演变就会全然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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