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东欧人如果懂中文，大概要用这句谚语揶揄他们的西欧“富邻居”以及那些早年离乡背井、移居西欧的东欧人。近日一项调查显示，随着西欧难民危机的爆发，社会局势的持续动荡，越来越多来自西欧国家的公民竟开始东迁，移居到欧洲中东部更为保守的基督教国家，例如匈牙利和捷克。相较西欧，后者对难民和非法移民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态度，例如匈牙利就推行了在匈塞边境建造围墙的计划，并修改了移民法，实际上是反对难民进入匈牙利。
与一般意义上的难民不同，从西欧迁来的右翼“难民”往往身家丰厚，尤其是能带动当地的房产交易市场，使东欧国家对他们普遍表现出欢迎的姿态。据一名在匈牙利Balaton 湖工作的房产经纪Ottmar Heide介绍，在他的客人当中，80% 都来自德国，为了逃避本国的政治危机，这些“心怀不满”的德国人移居到匈牙利，这里物价和生活成本并不高，也是传统的基督教国家，不会感到明显的文化差异，还没有涌入大量“移民”，毋需为社会安全担忧，因而不知不觉间，环绕这片美丽静谧的湖泊，已经形成了规模可观的德裔社区。 Ottmar Heide 的客户Michael Müller进一步说明了自己移居的原因。作为一名计算机科学家，他支持德国极端右翼政党 Alternative for Germany (AfD) 政党，他在自己的家乡生活感觉宛如异乡，出门在外几乎难以听到纯正的德语。因此，他最终选择了告别家乡，搬到一个令自己心安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除了德国人，还有不少比利时人移居匈牙利。比较2011 年与2015 年，在大使馆注册、居住匈牙利的比利时人已经从463 增至900 人，几乎翻了一番。
此外，难民的涌入还给西欧民众带来了疾病的威胁。由于沿途卫生服务瘫痪，许多难民无法接受疾病免疫，这不仅增加了他们自己感染疾病的风险，同时也危及到接待社区的普通民众和其他营地难民，尤其是其中的老人和儿童。据最新的报道，随着难民的逃窜， 一种在叙利亚肆虐的热带皮肤病“利什曼原虫症”(Cutaneous leishmaniasis) 已蔓延到其他国家，目前在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都传出病例。该病由受原虫感染的沙蝇叮咬传播，患者会皮肤发痒，通常会在脸上留下难看的疤痕，导致毁容;严重者甚至会呼吸、吞咽困难及鼻出血。人道组织红新月会库尔德分会(Kurdish Red Crescent)称，IS滥杀无辜，又将腐尸拋弃在街头，令民众更易感染食肉菌，这也是疫情蔓延的主因。专家警告，这种疾病恐怕会蔓延到欧洲。
如今，‘white flight’，这一流行于上世纪60 年代美国的词汇，也有了欧洲版本的阐述，年轻的专家从遍地穆斯林移民和高失业率的西班牙搬迁到捷克首都布拉格，他发现，后者有古香古色的建筑，安全的街道，也不乏引人注目的绝色美女。这般西欧人大规模的东迁， 放在三年前，是让人难以置信的。
西欧，一般是指位于欧洲西部的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经过二战以后“黄金三十年”的迅猛发展，成为以高福利和良好的生活环境著称的地区;东欧习惯上指位于奥地利、意大利以东，在冷战期间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欧洲国家，如俄罗斯、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它们长期被贴上了“穷” 的标签。冷战期间，曾有三次大规模的从东欧向西欧的人口迁徙，还有其他不计其数的翻越柏林墙的活动，这些都被西方阵营视为制度竞争上的“胜利”，即人口的走向反映了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阵营拥有更加自由与美好的生活。前些年的调查数据显示，西欧人歧视东欧移民，波罗的海三国则歧视“老东家”俄罗斯移民。比如在受调查的英国、爱尔兰等国，当地95% 的中东欧移民表示曾被雇主歧视过，这些中东移民回忆道，每当遇到问题，就有西欧人大骂，“滚回你们的穷东欧去”。
除了东欧移民，由于欧洲与非洲在经济和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距， 西欧还接受了来自南面横跨地中海的移民和难民。在2010 年以前，欧盟与北非国家联手采取的堵截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尚能见效。随着2010 年“阿拉伯之春”的到来，这种脆弱的平衡日趋脆弱。自2010年以来，这一地区陷入了震荡之中，尤其是在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数百万难民离开家园，他们或通过海上偷渡，或通过陆上偷偷越过边境线，达到欧洲。这些来自中东和非洲的移民或难民，出自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阶层，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习惯，也怀抱着不同的目的，直接或间接的激化了种族和文化冲突，最终酿成了如去年巴黎的恐怖袭击、德国等大城市跨年夜骚乱等惨剧。
在上期《高度》的教育板块，曾有一篇名为《“完美教育”压垮好学生》的文章写道：“近年来市场发生一些名校优秀学生不堪重压而选择自杀的悲剧，...... 建议家长和学校有责任让学生们正确理解成功的含义，懂得不是只有完美的成绩、在课外活动中显示领导能力才是唯一通往成功的道路。”
如今，西欧发达国家又何尝不像那些接受“完美教育”的好学生呢，带着胜利者的优越感走出冷战时期，为了标榜其制度的优越性，强调“扶危救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救助战争地区的难民、保障难民福利作为重要措施，却使本国纳税人不堪其重;坚守“人权”思想，却忽略了反恐体系的建立，在巴黎通往布鲁塞尔的国际高铁袭击未遂事件发生后，法国高铁的负责人以“不能打扰到旅客”为由，拒绝建立国内列车的常态安检机制。最终，胜利者的“光环”演变成沉重的“枷锁”，不仅没有带来实质性的社会发展，反而使整个地区陷于泥沼，难以自拔，迫使国民不得不向他们原本瞧不起的“穷东欧”迁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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