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来把俄国看作同它争夺中国的对手。它企图假手日本阻止俄国南下同它争夺中国长江流域。因此，英日互相勾结，于1902年1月30日在伦敦签订英日同盟，矛头针对俄国。
美国自1899年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来，几度想插足中国东北，都被俄国拒之门外。为了打破俄国对我东北的垄断地位，美国政府站在日本和英国一边。英美两国对于日本给予了大量的经济援助，为日本的扩军备战输血打气。
法国，仍然忠于俄法同盟。1902年3月12日，俄法两国在圣彼得堡发表宣旨，声称两国对于将来远东或中国发生变化时，为保护两国之利益，保留其自由行动的余地。这是把法俄军事同盟推广到远东，矛头直指英日同盟。但是，法国并不希望俄国把主要军事力量投入远东，以免削弱俄法同盟在欧洲对付德国的实力，因此对俄国远东政策的支持有一定程度的保留。
德国，继续执行其推动俄国东进的政策。它希望由于俄国占领东北而和日本甚至英国的矛盾激化，迫使俄国调开西部边境的俄军，间接削弱俄法同盟对德国的压力。因此，德国对俄国1901～1904年间的远东政策，基本上表示支持(战争爆发以后，德国继续推行这种政策。当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东调时，德国表示愿为它加煤。后来甚至酝酿俄德“结盟”)。
这样，到1902年春，上述各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问题上形成两大集团：一个是英日同盟，以美国为后盾;另一个是法俄同盟。德国在欧洲反对法国，在远东则支持俄国。至此，日俄战争的国际条件已经形成。
俄罗斯，内部以沙皇为首的统治集团，在对日战争问题上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两派主张。但在同日本争夺中国和朝鲜等基本的方面这两派是一丘之貉，都是沙皇政府对远东的侵略扩张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他们的分歧主要是在策略方面。一派以财政大臣维特和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等人为代表。他们看到俄罗斯在国内和国际上(包括在欧洲和远东)困难重重，建议不要轻易发动对日战争，而应作出某些让步，同时加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战争准备，待西伯利亚大铁路贝加尔湖段通车，运输能力提高，旅顺及其外围要塞竣工，再伺机决战。另一派以御前大臣亚历山大·别佐勃拉佐夫、内务大臣维亚切斯拉夫·普列维、远东总督阿列克塞耶夫等人为代表。这是一群狂热的沙文主义者、帝国主义冒险家;他们过低估计日本的力量，认为蕞尔小邦，不堪一击，“扔帽子就可以把它压倒”，俄罗斯需要一场小小的胜利的战争，以便制止革命”，“只有毫不含糊地使日本了解，俄罗斯准备捍卫自己在满洲的利益，如果必要，即不惜诉诸武力’，才能够指望谈判获得成功”，因此主张对日强硬。国内革命高潮愈是逼近，这一帮人愈是想从战争寻找出路。
沙皇尼古拉二世本身是战争的罪魁祸首，但在发动战争的时机问题上，他凌驾于两派之上。他知道俄国准备不足，希望推迟战争，认为“时间是俄国最好的盟友”，“每一个年头都会加强我们的实力”。但是，他确信推迟战争的最好办法是采取强硬政策，而“让步总是引起新的让步”。这样，他实际上支持了别佐勃拉佐夫一派的主张。1903年5月，沙皇排斥了维特对远东事务的干预，重用别佐勃拉佐夫，正式推行所谓“新方针”。与此相呼应，在全俄国掀起一片战争叫嚣，呼吁人民“流血、牺牲”，“保卫祖国”，大造战争空气。但是，俄国实际的战争准备进展缓慢。
另一方面，日本统治集团看到，“每拖延一天，甚至一小时，都会增强俄国取胜的机会”，因此在英美支持下加紧备战，同时对俄国展开外交攻势。在日俄谈判过程中，日方不断提高要价，始则要求俄国承认其对朝鲜的“保护”，继而要求打入“南满”，最后又要求在“北满”及其他地区的权利。尽管沙皇政府玩弄外交手腕，故意拖延谈判，以争取时间，但日本统治集团决心利用当时有利的国际形势和俄国准备不足的致命弱点，于1904年2月6日正式与俄国断交，2月8日夜间不宣而战。从此爆发了日俄两国统治集团长期准备的帝国主义掠夺战争。
日俄战争主要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腐朽透顶的清政府，竟置国家主权和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听任日俄两国铁蹄践踏我东北锦绣河山。1904年2月12日，清政府无耻宣布“局外中立”，划辽河以东地区为日俄两军“交战区”，并严令地方军政长官对人民群众“加意严防”，“切实弹压”。但是，饱受外敌蹂躏的东北人民，自发地开展反侵略、反官府的斗争，给帝国主义强盗造成了巨大困难。显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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