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是主张晚婚的，认为一定要等性功能健全和发育成熟才能结婚，上一章虽述及《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女子二七天癸至，即十四岁始来月经;男子二八天癸至，即十六岁才开始遗精，如果这时“阴阳和”(即性交)，则可能有子，但是这时性功能并未完全发育成熟，还没有进入合适的婚龄，女子要等到三七二十一岁，始能“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男子要等到三八二十四岁，才能“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而长极”。
所谓“肾气平均”，就是指性器官和性功能得到了均衡、正常的发展，性器官和性功能都比较成熟;所谓“真牙生而长极”，指人的最后一颗牙齿“尽头牙”长出，也表示人的身体已完全发育成熟。
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许多古代书籍中都提出过这个问题，在汉代与魏晋南北朝的许多学术书籍及医书中也强调这一点，其中南齐的医家褚澄是很有名的一个，他在《褚氏遗书》中写道：建平孝王妃姬皆丽，无子，择民家笄女入御，又无子，问曰：求男有道乎?澄对曰：合男女必当其年，男虽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虽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皆欲阴阳完实。
然后交而孕，孕而育，育而子坚壮强寿，今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色，阴气早泄，未完而伤，未实而动，是以交而不孕，育而子脆不寿，此王之所以无子也。
建平孝王叫刘景泰，是个王室贵族，他权势显赫，但没有儿子，无嗣在封建社会是个大问题，于是挑选了民间的一些未满十五岁的少女性交，可是还是无子，他以此事请教褚澄，褚澄告诉他，这是因为这些少女性功能还未成熟，不易怀孕，即使育子，孩子体质也不好，刘景泰听了这番劝导，改娶健壮的成年女子，以后就很快地生儿育女了。
但是，到了汉朝，这“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的理论在实践中受到了一些冲击，有一些行不通了，例如《论衡·齐世篇》中说：“《礼》虽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张设，未必举行。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
这种状况和封建社会的发展有很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男子早娶则家中较早地增添劳动力，似对发展一家一户的生产有好处;另外，封建的宗法制度十分重视子嗣，早娶则可能早得子、“早得福”，所以，虽然有些有识之士反对这种早婚现象，但收效不大，例如，汉朝有个学者叫王吉的说：“夫妇，人伦大纲，天寿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
社会生活中有许多现象、民间有许多做法都源自经济发展需要，它是一些十分现实的问题，带有很强的现实性;而科学理论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带有很强的预见性，预见与现实之间往往有矛盾，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都会遇到这类问题，对此，固然一方面要教育，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从经济上彻底解决，这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
汉代早婚现象的兴起，王室与民间皆然，查考《汉书》、《后汉书》，男子从十五岁至十八岁初婚者都有，如《后汉书·灵帝记》：“建宁四年四月癸丑，立贵人宋氏为皇后。”灵帝于建宁元年即位，年十二，那么结婚时年十五。《后汉书·桓帝记》：“建和元年秋七月乙未，立皇后梁氏。”
桓帝是十五岁即位的，结婚那年应为十六岁。《隶释》十五金广延母徐氏纪产碑云：“收从孙，即广延，立以为后。年十八，娶妇徐氏。”
查考《汉书》、《后汉书》，女子出嫁从十三岁到十九岁的都有，如《后汉书·昭德马皇后纪》：“后从兄严不胜忧愤，白太夫人绝窦氏婚，求进女掖庭，由是选入太子宫，时年十三。”《汉书·外戚传》：“宣帝求得外祖母王媪。王媪家本涿郡蠡吾平乡，年十四，嫁为同乡王更得妻。”《后汉书·曹世叔妻传》：“作女诫七篇，其辞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古诗《孔雀东南飞》：“十七嫁为妇，心中常苦悲。”《后汉书·光烈阴皇后传》：“更始元年六月，遂纳后于宛成当里，时年十九。”
需要提出的是，古人所统计的年龄，按中国旧俗为虚岁，即刚诞生就算一岁，诞生满一年即为两岁，所以实足年龄比上述的还要减去一岁。
男子相配，大率以男稍长于女为常，如《汉书·霍光传》：“光长女为桀(上官桀)子安妻，有女，年与帝(昭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盖内安女后宫，为婕妤，数月，立为皇后。”
又《汉书·外戚·孝昭上官后传》：“昭帝始立，年八岁，安女入为婕妤，月余，遂立为皇后，年甫六岁。”这两段是说明了男女相差两岁，是为“相配”，民间也是如此，《后汉书·循吏·任延传》：“洛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龄相配，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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