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历史给诸葛亮的政治舞台是一个偏安西南的小国——蜀汉，蜀汉全盛时期拥有三十多万户(未失荆州时)，人口约一百万，为三国中最少，至263年蜀亡时，有二十八万户，人口九十四万，当中蜀郡拥有户口最多，其面积只相当于魏国的1/5，吴国的1/2，人口只有魏国人口的1/8，吴国人口的1/4，这就决定了诸葛亮统一中国的基本条件——军队、人才和物资始终处于以弱敌强的局面中。
在国家综合实力远远落后的形势下，要想统一他国，是完全不可能的，关于这一点，诸葛亮其实也十分清楚，其在《出师表》中就明确指出：“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这种忧心忡忡的心理真实地再现了诸葛亮对北伐的无奈。
其次，后方的不稳定，使诸葛亮时刻处于心顾两头的境地，一方面，出于国家稳定的需要，诸葛亮不得不“六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地。”七擒孟获，平定南中，孟获虽然心服，但蜀汉国力并没有从中获得什么提高，南中几乎还是独立王国，再加上历史条件的限制，蜀汉也没有拿出什么有效的措施来发展南中，除了每年赐其以丰厚的物资外，还不得不加强边防，防其生变，其生存条件仍然处于不毛状态。
以至诸葛亮北伐时，国内一有什么风吹草动，首先想到的就是南中是否出事，以致后来鄅政有“南人心浮不定，不能往投”的说法，另一方面，后主的昏庸无能，使蜀国国家政权基本掌握在诸葛亮的手中，以致其他大臣都不敢大胆行使管理权，大事小事都得向诸葛亮汇报同意，致其在北伐中，即要关心军事，双要心系国中，极大地拖了北伐的后腿。
而魏、吴两国主贤将能，后方稳固，人人用命，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没有稳定后方的国家要想统一全国，是完全不可能的。
第三，连年的战争，使国家元气大伤，国民生活和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国内出现极大的反战情绪导致民心不稳，纵观蜀汉立国50年，从刘备平定两川，到营烧七百里，诸葛亮南征，六出祁山，姜维九次伐魏，最长相隔不过4年，最短的是一年两次。
两川百姓在蜀汉统治期间，几乎都是在战争中渡过，加上蜀国国小力弱，战端一开，几乎是尽倾国之力，从蜀汉每次战争所动用的人力来看，最大的是俿亭之战，陸逊营烧七百里，蜀国10多万大军灰飞烟灭，这对国家的影响是非同小可的。
诸葛亮为继承刘备遗志，接二连三地发动一系列战争，每次死亡人数都以万记，这对人口不过百万的蜀国来说，不能不说是沉重的打击和削弱，百姓产生反战情绪也就不足为奇了，而魏吴两国在三国时期基本上没有主动发动过战争。
所面对的几乎都是对抗外来侵略，使统治者在道义上处于自卫地位而未受国民怨恨，甚至还有得道多助的趋势，在这样揭然两样的人心面前，不要说诸葛亮再活50年，就是再活一百年也无法统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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