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俅(?—1126年)，历史上确有其人，但据史料记载：真正的高俅与《水浒传》中的描述相差甚远，据南宋王明清所著的《挥麈后录》记载，高俅，原本是苏轼的“小史”(也就是小秘书一类的角色，《水浒传》中说是书童)，他为人乖巧，擅长抄抄写写，不仅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有一定的诗词歌赋的功底;且会使枪弄棒，有一定的武功基础，而高超的蹴鞠技术只不过是他多项旁骛的杂学之一。
元祐八年(1093 年)，苏轼将高俅推荐给了他的朋友小王都太尉王诜(即王晋卿)，王诜是神宗皇帝的妹夫(《水浒传》中说是哲宗皇帝的妹夫)，端王赵佶(后来的徽宗皇帝)的姑夫，这个王诜是一个“书画高手”，与在一旁坐冷板凳的端王关系密切，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书画。
一天，王诜和赵佶一起等待上朝，赵佶忘了带篦子刀，就问王诜借篦子刀修理鬓角，王诜的篦子刀很漂亮，赵佶很喜欢，刚好王诜有两把一样的，第二天就让高俅到端王府去送篦子刀。
高俅到时，喜好踢足球的端王正在踢球，端王虽然爱踢球，但只是业余水平，而高俅是踢球的高手，自然不屑一顾，端王注意到了高俅的神情，就邀高俅一起踢，这一踢，让端王大为欣赏，于是派人给王诜传话：“谢谢你送的篦刀，连同派来的人，我一起收下了。”就这样，高俅成了端王赵佶的亲信。
不久，哲宗皇帝去世，端王成了大宋的徽宗皇帝，徽宗原本是一个坐冷板凳的人，一上朝看到的全是新脸孔，下朝后看到高俅这个长期在一起玩的朋友，自然特别亲切，徽宗有心提拔高俅，但大宋朝提拔干部有一套制度，并不完全由着皇帝的性子来，七品县官要有进士出身，而高俅没有功名，文官这条路走不通。
徽宗就让高俅走武官之路，因为武官对出身要求不严，只要有功名就行，一句话，伸缩性较大。
《宋南渡十将传》卷一《刘锜传》中说：“先是诜、端王邸官属，上即位，欲显擢之，旧法，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时(刘)仲武为边帅，上以俅属之，俅竟以边功至殿帅。”
徽宗的意思是让高俅到下面去“镀金”，并没想他真的能建功，边帅刘仲武等知道高俅是皇帝派下来“镀金”的，便格外帮衬。
恰好，高俅在边关的时候，大宋朝在边境打了几个少有的胜仗，高俅升迁的资本，毫无疑问当是出于在刘仲武军中的经历，并最后做到了殿帅，掌管禁军达20余年。
高俅主掌大宋军权的时候，大宋军队早已没多少战斗力，高俅不是军事家，自然不可能对大宋的军队训练带来明显的起色，但他也不完全是靠踢一脚好球而身居高位圣眷不衰的，高俅不是寻常之辈，在为官弄权上很有些手段。
首先他乖巧善佞，对上司尤其是皇帝徽宗百般讨好，迎合徽宗好名贪功的心理，高俅管理禁军，在军队训练上玩了不少花架子。《东京梦华录》记载，高俅曾主持军队争标竞赛，开始是吹吹打打，后面花样百出，颇为热闹，让徽宗看了十分满意。
其次，高俅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就是对有恩于他的故人不忘报答，之前有刘仲武在边关对他的提携，之后他与刘仲武家一直保持密切关系，刘仲武在政和五年(1115 年)打了败仗，但他的仕途却没有受到影响，因为有高俅在朝中替他说了好话，刘仲武死后，高俅又极力向徽宗推荐其子刘锜担任大将。
蔡京等残酷迫害苏轼及其家属，同为一殿权臣的高俅对苏轼一家并未落井下石，而是伸出了援手，史载，他“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颇为时人赞许。
再者，高俅与当时权倾朝野的大奸臣童贯、蔡京等也非一党。
靖康元年(1126 年)，徽宗得知金军渡过黄河后，便连夜仓皇逃往东南避难，《靖康要录》记载徽宗南逃到了泗州后，童贯、高俅也赶到与之会合，一时间又组成了一个徽宗的亲信小班子。
不久，童贯与高俅发生冲突，童贯护从徽宗等人继续南下，而把高俅留在了泗州，后高俅以生病为由，回到了开封。
史书记载，当时随从徽宗皇帝的童贯等“六贼”后来都被宋钦宗处死并枭首，恰恰是因为高俅提前离开了江南，没有参与当时徽宗集团与钦宗集团的斗争，乱世之秋，他的下场比童贯、蔡攸(蔡京长子)等人幸运，倒也并非偶然。
而且，《水浒传》中的林冲是艺术家虚构的一个英雄人物，高俅如何迫害他的情节同样纯属虚构。
从史书、文人笔记等现有资料来看，历史上确实有宋江领导的梁山泊起义，但不像《水浒传》所写的有林冲、李逵等108将，更没有那么多生动的戏剧性场面。
宋江起义的时间在宣和元年(1119 年)到宣和三年，起义地区在太行山以及山东、江苏省北部一带，镇压宋江起义军的不是高俅，而是北宋一代名将张叔夜，张叔夜当时任海州(今连云港市)知州，和同时期的蔡京、童贯相比，高俅也没有参与征讨方腊起义军，没有参与蔡京、童贯等联金灭辽的错误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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