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选举志》里有两段话容易使人们对明代科举全貌产生一些误解。

　　第一段话是：“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这段话的后面一句是对的，因为明朝任官有多种途径，通常说是进士为一途，举人、贡生、儒士等又是一途，吏员也为一途，这叫“三途并用”。但这段话的前面一句却有问题，那就是科举未必“必由”学校。有资格参加明代科举第一层级“科试”的有两种人，一是在府、州、县各级官学读书的“生员”，所谓“科举必由学校”，指的是他们;二是儒士，他们“未必”由学校，大略相当于“同等学力”者。

　　第二段话是：“当大比之年，间收一二异敏、三场并通者，俾与诸生一体入场，谓之充场儒士。”这句话反映了“三场并通”的儒士可以和生员一并参加乡试的事实，问题出在“间收一二异敏”。

　　由于这两段话，加上学校的生员是明代科举考试的“主流”，所以造成了后来人们对于以“同等学力”参加科举的“儒士”的不重视，甚至忽略不计，这就不免以偏概全。首先如上所说，由于“充场儒士”的事实存在，使得明代的科举“必由学校”之说并不全面。其次，明朝的“充场儒士”并非像《明史》所说的那样在人数和影响上微不足道。

　　郭培贵教授根据《福建通志》对明代福建举人身份的记载，统计出福建的举人有265位是“儒士”的身份。如果按照方志远教授关于乡试举人大约30取1的推测，仅福建一省，取得“同等学力”参加乡试的“充场儒士”应该有七八千人次。

　　明朝江西泰和籍大学士陈循在给景泰皇帝的奏疏中说：江西每当“大比之年”，除学校出身的“生员”之外，“同等学力”的儒士参加乡试者，“往往一县至有二三百人”(《明英宗实录》卷268)，而不是《明史》所说的仅“一二异敏”。当时的江西有七十多个县，泰和为科举大县，其他县以十分之一计算，全省每次参加乡试的儒士可达七八百人，这是通过了三场“科考”取得“同等学力”的“充场儒士”，未通过科考的儒士数量更加巨大。

　　那么，“充场儒士”的“同等学力”是怎么取得的?这里须有两个条件，第一，要被当地知识界特别是官府认定是“儒士”，即有学问。这个条件是“软指标”，人情的因素比较多。第二，要通过科举的第一层级“科考”，这个条件是“硬指标”。明朝“科考”是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要求参加科举的人数不断增加而设置并完备的。开始由各官学所在的府、州、县主官负责，听命于各省的巡按御史;到了正统元年，在各省增设按察副使或佥事，称“提学宪臣”，简称“提学”;到弘治十八年，规定立“三等簿”考核学生，标志着“科考”的正式定型。“科考”的具体做法是：各省提学在三年的任期内，要在全省的官学生员中进行两次“统考”，第一次叫“岁考”，第二次就叫“科考”。只有在“岁考”中取得一二等(共六等)的生员，才可以参加“科考”。只有在“科考”中获得第一二等(总共也是六等)的生员，才能获得乡试的资格。

　　“儒士”们要获得乡试的资格即“同等学力”，不需要参加“岁考”，但必须参加“科考”。考什么?《明史·选举志》说是“三场并通”。哪“三场”?没有说。但根据乡试、会试的情况可以推测科考的情况。

　　明代的乡试、会试都分三场进行考试。第一场考的是：一、“四书义”，有三道题，每题答二百字以上。二、“经义”，有四道题，每题答三百字以上;如果来不及全答，可省去一题。这场考试是考核考生对四书五经及各家注疏，特别是朱熹注释的熟悉程度，有标准答案，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客观题”或“基础知识”的考试。第二场考的是：一、论一题，答案要三百字以上。二、判语，也就是批示，共五条。三、代拟诏、诰、表、内科，任选一道。这场考试是考核考生的从政能力。第三场考的是：经、史、时务策，共五道题，可选三题作答。这场考的是考生对于时务和国家政策的见解。

　　“科考”所考的，应该也是这方面的内容。这三场考试都合格的儒士，就取得了参加“乡试”的资格，可以以“充场儒士”，也就是和通过科考的生员们的“同等学力”，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

　　在当时，由于重视“在校”的资格，对于“同等学力”是有歧视的。陈循在说到江西“大比之年”每县的“儒士”往往有一二百人时指出：一些学校出身的官员对“儒士”有成见，甚至“恶之如粪土”。陈循自己也出身于学校，而且是以状元的身份进入仕途的，但他引用《尚书》的话，“万邦黎献，共惟帝臣”，又引用《孟子》的话，“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认为无论来自学校还是以“儒士”的身份充场，皆“盛世之事”，不得以学校出身而歧视“同等学力”的儒士。陈循特别指出，以自己的原籍江西泰和县论，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大学士杨士奇就是儒士出身，始任庐陵县学训导，由吏部试用，后为一代名臣。而永乐十九年廷试第一的状元曾鹤龄，则是以儒士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的。

　　陈循举的这两个例子，杨士奇是以“儒士”选官(关于这类“儒士”，笔者当另文讨论)，而不是“科举”儒士。曾鹤龄则是典型的“科举”儒士，先在永乐三年江西乡试中中举，后在永乐十九年的会试中名列第二，经廷试而为状元。(杨士奇《东里续集》卷27《故翰林侍讲学士奉训大夫曾君墓碑铭》)

　　而在明朝，以“儒士”身份通过科举高中会元、状元，为非学校出身的“同等学力”者增光的并非只是一个曾鹤龄。

　　成化十七年，浙江余姚儒士王华廷参加科考并高中状元，后来官居南京吏部尚书(徐咸《西园杂记》)，而且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儿子王守仁，号阳明，被称为明代气节、学术、事功第一人。正德六年，江西安福儒士邹守益会试第一、廷试第三，后来师从王阳明，被黄宗羲称为“江右王门”第一人，后担任南京国子监祭酒，这位出身“同等学力”的儒士掌管了明朝最高学府。

　　广东南海县一直以本县在明代出了四位“会元”而自豪。这四位会元分别是伦文叙、伦以训父子，梁储、霍韬。其中，伦文叙和霍韬二人是以儒士的身份通过科举为会元的。《广东通志》惊呼：“伦文叙、霍韬以儒士入科中式，未尝一日为诸生，是尤为异!”伦文叙不仅是会试的会元，还是廷试的状元;霍韬则官至礼部尚书，为嘉靖时期的名臣。

　　当然，以“充场儒士”的身份在科举中崭露头角并且建立卓越功勋的，还得推谭纶。谭纶是江西宜黄人，字子理。沈箕仲《谭司马公行状》言其：“生而沉雄，多大略，于书无所不窥。然时喜道家言，而志闲闲而气阗阗。嘉靖癸卯以儒士举于乡，登甲辰进士。”虽然是“儒士”出身的文官，谭纶却以军功和韬略著名，屡建奇功。他先后担任福建巡抚、两广总督，率领刘显、俞大猷、戚继光三大总兵剿灭东南沿海倭寇;继为蓟辽保定总督，与戚继光练兵蓟镇，防御北方蒙古诸部，时称“谭戚”。

　　不过，到了晚明，一方面是社会发展日益多元化，另一方面官场的科举考试却更加讲究“学校”出身而歧视“同等学力”，致使人才培养、人才选拔的路子变得更加狭窄，在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明朝走向封闭、式微和败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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