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是每一个人的第二故乡——托马斯·杰斐逊
1940年的春夏之交,美丽的巴黎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街头人群熙熙攘攘,一片太平安详的景象。此时波兰、丹麦、挪威均已沦于德军铁蹄之下,但法国人民却依仗着马其诺防线,自觉防御固若金汤,不必担忧任何敌人来犯。
然而大祸突然临头,1940年5月10日,德军在西线发动闪电战,揭开了长达五年之久的法兰西悲剧的序幕。
关于这段历史,后世留有不少著作。我想在这里推荐威廉·夏伊勒在1969年所著的《第三共和国的崩溃》。夏伊勒是一位著名的美国作家,早在1960年就以《第三帝国的兴亡》为国人所熟知。不过这两本名著有很大的不同,《第三帝国的兴亡》充满了对希特勒暴政的痛恨和鞭挞,而《第三共和国的崩溃》虽也有对当时法国的严厉批评,但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完全是另一种笔调,读后令人为之动容。
《第三共和国的崩溃》的中译本有上下两卷,厚达一千三百零四页,内容极为丰富,在此重叙一遍,实无必要。作为专事法国史研究的学人,我只想结合本书所触及的几个重要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这样做或许更合适一些。
社会的分裂
在普法战争的炮火中猛然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并未给法国带来安宁和稳定,在七十多年的时间里,伴随着这个共和国的是可怕的社会分裂和动荡。
自1886年至1889年,时任陆军部长的布朗热掀起一场对德复仇运动。初看起来,这似乎是常见的沙文主义的表现,但实际却是法国固有的君主主义反对共和主义斗争的延续。
时隔不久,1894年法国又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德雷福斯事件。当年法国参谋部的一位犹太籍上尉军官德雷福斯突然被指控为通敌分子,迅速被革职,并处以终身流放,国内立即掀起一股反犹浪潮。不久,真相即告大白,原来德雷福斯完全是无辜的。而政府仍知错不改,国内各阶层为此展开激烈争论:支持德雷福斯的有进步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激进党人和部分共和党人,他们组成“人权联盟”,强烈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教权主义者、反犹主义者和部分民族主义分子则组成“法兰西祖国联盟”反对重审,成为反德雷福斯派。著名作家左拉为此发表的“我控诉……”宣言成为德雷福斯派的一面旗帜,而反德雷福斯派也摇旗反扑,全国顿时分成水火不相容的两个阵营。直到1906年,最高法院才宣告德雷福斯无罪,长达十二年之久的德雷福斯案遂告终结。这表面上看起来仅是种族之间的矛盾,但实质上却是左右两派的又一场博弈。
1934年,法西斯分子在巴黎举行暴动,试图夺权,遭到进步力量的反击,未能得手。此后法国左右两种力量较量得非常激烈。1935年,法国共产党、社会党、激进社会党组成人民阵线,并在次年的大选中取胜,获得组阁权。随后社会党的勃鲁姆和激进社会党的达拉第先后领导政府,因内外政策与右翼发生严重分歧,进一步激化了法国内部的矛盾。正是在社会四分五裂的情况下,法国迎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又遇上了德国这个强手,岂有不败之理?
作者在本书中花了不少笔墨来叙述第三共和国内部发展的历史,其用意即在告知读者,这个国家在二战中的溃败并非偶然。
虚设的国防
法国以极为惨重的代价赢得了一战的胜利。战后法国拥有大军百万,称霸欧陆,气势不可一世。虽然战后军事技术迅猛发展,坦克和飞机均已日益显示其威力,但经过一战的一批老将,如贝当、魏刚、甘末林等,均自恃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对此不屑一顾。直到1937年底,法军中仍然有些高级将领出来大声疾呼,要求重用骑兵,使他们担当起繁重的侦察任务。
掘壕固守、消极防御长期被法军奉为圭臬。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国防部长马其诺将军的主持下,耗费六十亿法郎的巨资,沿着法德边境修筑了长约四百公里的堡垒群,共有五千八百个永久性工事,这就是闻名于世的马其诺防线。
法国政府以为有此防线即可高枕无忧。然而在战争中,当德军穿过法比边境直趋巴黎时,这在纸上被描绘成“坚不可摧”的伟大工事,立即化为一堆废铜烂铁,起不到任何作用。
战后马其诺防线依然健在,不过它已不再用来打仗,而是作为战争史上的一大笑话,变成了一个供游人欣赏的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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