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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谁让二战中的意大利文物最终免于毁灭?
2016-07-25 15:58:31

  意大利文物陷入烽火、面临毁灭,对于二战中加入法西斯轴心国的意大利而说,这个挑战堪称突如其来。纳粹头子墨索里尼深知意大利军队的战斗力疲弱,后者在希腊和北非战场接连溃败,甚至不敌二战前基本没有实战经验的新西兰、澳大利亚军队,但直到1941年,他仍认为可以通过傍住德军这个“大款”,瓜分大战胜利的果实,因此执意加入了对美宣战的行列,没有半点本土被袭击、作战的思想准备。

  打击接踵而至。美英等国军队组成的盟军在取得北非战事主动后,开始空袭米兰、都灵、热那亚等工业城市。这些城市的另一个身份是历史文化名城,完整分布着古罗马和中世纪以来每一个历史时期建造的古建筑,许多古建筑里还藏有大量的大师名画等稀世珍品。空袭抛下的燃烧弹的破坏力,瞬间吞噬了许多木质古迹,也让其他材质建成或制作成的古迹建筑、艺术品被吞噬。而随着盟军在意大利半岛及所属的地中海多个岛屿登陆,德军与盟军之间从野外战发展到巷战,古迹建筑看上去不可避免成为这场保卫战、解放战的殉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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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军在意大利对盟军作出了顽强抵抗和反击,但戈林等纳粹德国的高层显然意识到了战败撤出的结局。这就使得德军开始设法将意大利各城市分布的、可以搬走的艺术品和古迹建筑组件,悉数运向德国,一部分预定送入希特勒拟建的林茨博物馆,另一部分则拟以寿礼为名赠送给附庸风雅的戈林元帅。二战结束前,盟军在进入德国境内后,就在巴伐利亚的贝希特斯加登,戈林家附近,发现了用来珍藏的大量艺术品,包括一千多幅画作,还有家具和地毯。另有十五箱文物、六千多件绘画和雕刻则被藏在阿尔特奥塞,是戈林出于个人声名而“拒收”的,包括提香的《达娜依》和《拉维尼娅》,拉斐尔的《充满爱意的圣母》,彼得·布鲁格尔的《以盲导盲》,菲利波·利比的《天使报喜》等。这些文物战后运回意大利等国。

  可以搬走的文物,仅仅是意大利境内当时存有的艺术文化遗产的一小部分,拥有千百年历史的桥梁、教堂、庄园、市政场所比比皆是,也是意大利作为民族国家成立以来,意大利人自豪感的根本来源。但正如本文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些遗产极可能被全面摧毁,随着盟军和德军遭遇战、空袭战的展开,双方似乎都没有顾惜文物安全的自觉。

  意大利裔美籍记者伊莱利亚·达尼尼·布瑞通过查阅大量历史文献、走访在世的文物抢救亲历者等方式,还原了1942~1945年发生在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惊心动魄的“文物抢救战”,写成了《抢救维纳斯:二战时期艺术品与古建筑的遭遇》一书。


  这本书开篇即叙述了意大利本国的文物保护者为达成文物抢救的目的,而做的艰苦卓越的努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文物保护者在政治立场上并不是盟国、盟军的支持者,如前述,他们就在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任职,也很清楚即便参与文物抢救,也不可能在纳粹战败后的战争审判中得到赦免。还有些人是与法西斯政府及官员针锋相对的地下抵抗运动成员,在盟军解放意大利之前“贸然”跑出来加入到保护文物的行列中来,很可能遭到抓捕。但这些因素都没有妨碍不同阵营中的意大利人,在战局形势渐明,意大利本土成为战场的时候,都抱着同一个目的行动起来,各自周旋于德军和盟军,想尽办法将可以移动的文物撤往战火基本上触及不到的农村地区等地方,游说交战双方避开一些具有重大历史文化纪念意义的建筑,为其他古迹建筑搭设防护设施。这时的他们只有一个身份:对他们的祖国意大利的文物开展保护性抢救的人。

  盟军在空袭并进入意大利本土作战之前,美国境内的一些文化组织就开始行动起来,公开表达对欧洲艺术品在战争中殒灭的担忧。到了1942年底,随着盟军、德军对各自的欧洲占领区的轰炸为世人所知,这一问题变得迫在眉睫,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与文化界名流领衔,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建立专门的组织,以保护、保存欧洲境内的艺术品和相关古迹、文献,并负责在战后将纳粹德国劫掠的文物送还原主。罗斯福批准了这一倡议,1943年6月,“美国保护、抢救站区艺术文物、历史古迹委员会”成立。英国次年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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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粹德国可以不在意文物受损和破坏,并且当盟军开始因为此变得缩手缩脚,就会利用这一点来强化对盟军的反击,加大盟军伤亡。盟国军政高层的上述决议,在盟军落实中,显然会遭到排斥。一个偶然因素改变了这种排斥,赴意战场的美英盟军当中,有许多军官拥有文化类甚至就是考古专业的教育背景。这些军官理解保护文物的重要性,也能正确的执行相关军令,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了保护文物,允许原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雇员(文物专家)参与这项工作,而不是将后者们拒之门外。

  盟军保护力量的初期工作成效不佳,甚至发生了盟军一次意义不大的空袭摧毁知名教堂的“误炸”事件,让纳粹德国和负隅顽抗的意大利法西斯政府残部有机会开展对盟军的妖魔化宣传。为了真正落实文物保护军令,也从根本上避免陷入同样的舆论困境,盟军最高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向麾下部队提出要求,“如果得在摧毁一栋著名建筑和牺牲我们弟兄性命之间抉择,那么我们弟兄的性命绝对较重要,建筑就不得不放弃。但抉择不尽然都是这么判然两分。在许多情况下,可以既保住古迹,又不致妨碍我们的作战需求……我不希望大家用‘军事需要’一词来掩饰马虎或漠不关心。”

  《抢救维纳斯:二战时期艺术品与古建筑的遭遇》一书用了大量篇幅来叙述,随着盟军在意大利战场的逐步深入、并时而迎来退让反复,一并展开的文物保卫战在意大利各地上演的情况——从地中海滨到阿尔卑斯山麓,从那不勒斯到佛罗伦萨,大批意大利人、美国人、英国人等为了降低战争对文物的破坏而作出的卓绝努力。而让盟军彻底驱走德军的已解放区域,不同国籍的文物保护者又齐心协力投入到对受损乃至严重毁坏的艺术品、雕塑、建筑等文物的修复。这些人在战时曾被戏谑的称之为“维纳斯维修工”,但而今来看,其作用甚至超过了百万雄师,避免了文化大浩劫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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