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教育，缺少做人的崇高理想和高贵情操，因此不可能把苦难身世演变为改造社会普济天下苍生的动力，相反因为自己没有学问，便对有学问有才能的人嫉妒得发狂。像胡惟庸、李善长、刘基等人，都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囊策士，朱元璋的江山是他们三人智慧的结晶。宋濂也是出身贫寒，身世和朱元璋相近，按理会同病相怜，朱元璋早期也确实如此，但宋濂太有学问，朱元璋最终还是容忍不了。
朱元璋当了皇帝后不久，有人跑来跟他讲，文人好挖苦毁谤，不能相信，还举了个例子，说是张士诚原名叫张九四，后来当了王爷，请文人给他重新取个好名字，文人就取了士诚，孟子书上说：士，诚小人也。其实那文人暗骂张士诚是小人，张士诚哪里懂得，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怜。朱元璋听了后，立即去查了《孟子》，果然发现有这句话。从此以后他的疑心变得更加严重，对文人分外提防。因为朱元璋是皇帝，操纵生杀大权，这就不仅仅是疑虑和猜忌的问题，加上他偏执的性格，结果就变得非常可怕。
到后来，对待那些不肯出仕的文人，朱元璋基本上都采取了杀的方式，以绝后患。高启与杨基、张羽、徐贲四人并称“吴中四杰”。高启被腰斩后不久，杨基也很快因事被朱元璋罚去做苦力，一代名家，竟然被折磨死于工地上。过了几年，徐贲被下狱死;张羽被贬岭南，半路突被召回，他自知难免一死，遂投江自尽。苏州文人姚润、王谟不肯出仕。朱元璋的态度很明确：我叫你来，你敢不来，我就杀掉。这些不肯应召的人都被斩首抄家。
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斩断手指，立誓不作官，被逮到京师。朱元璋问他们：“以前世道乱的时候，你们住在哪里?”夏伯启答道：“红寇(指朱元璋最早参加的红巾军)作乱时，避居于福建、江西两界间。”朱元璋大怒：“朕知道夏伯启心怀忿恨，认为朕取天下非其道。”特意告诉夏伯启说：“朕知道你夏伯启是故意提到红寇作乱，有其他的意思。你们故意砍掉手指，不想被朕所用。朕要将你们斩首，以免天下的愚夫仿效你们。”派人将夏伯启叔侄押回原籍处死。
只有元末明初的文坛领袖杨维桢一人例外。杨维桢诗名满天下，号“铁崖体”。他从元朝辞官后，纵情山水，对仕宦名利淡不经意。张士诚割据东吴时，曾盛情邀请杨维桢，但杨维桢不为名利所动。张士诚又叫人征求意见。杨维桢回了一封信，指斥张士诚的缺点，预言他必有外祸。后来果然如此。
朱元璋统一全国后，听说杨维桢的盛名，立即命近臣敦促入朝。杨维桢被朱元璋派人强行征召入京，待了一百二十天后，上书告辞回家，并写了一首《老客妇谣》明志。此时杨维桢已是年近八十的老翁，杀之无益，朱元璋才勉强放过了他。宋濂还特意作诗为杨维桢送行，有“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之句，赞誉不已。
朱元璋用人要疑，疑人要用，所以朱元璋不但大权要独揽，连小权力也要揽在手里。这样的皇帝自然当得非常辛苦。他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办公，一直到深夜。没有假期，也没有娱乐，完全是一个工作狂。因为主要的工作是批阅公文，所以朱元璋特别讨厌文人那一套，事先大大铺垫，卖弄经济学问，冗长却又不中肯。洪武九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万言书，读了六千多字后还没听到具体意见，全部是空话。朱元璋大发脾气，派人将茹太素叫来打了一顿。第二天又读，读到一万六千五百字后，才涉及到核心问题，建议了五件事情，其中四件是可行的。
朱元璋立即命相关主管部门执行。又告诉茹太素，这些事五百字就可以讲清楚了，却罗罗嗦嗦地说了一万七千字，这是繁文之过。朱元璋还特意将这件事情写成文章公布，教育全国官民。
和朱元璋的身世大同小异，可刘邦没有那么浓烈的自卑心理，对出身和文化比他高的人兼容并蓄，依其才能和特长分别委以重任。刘邦的智囊张良、陈平、萧何和胡惟庸、李善长、刘基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但命运有天壤之别;前者一直得到刘邦的礼敬并寿终正寝，后者则被朱元璋处以极刑且殊灭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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