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裔美国军人在忍受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情况下参加了从独立战争到越南战争的所有重大战争，为美国的独立与发展流血牺牲。二战中，约250万非裔美国人登记服兵役，约91万非裔美国人加入了美军，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高峰时期，美军中约8.7%的比例为非裔美国人。

　　然而，在整个战争年代这些美国黑人都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在战场上与敌人作战，同时还在要战场下与自己国家的种族主义作战。

　　“水牛战士”当年曾遭自己人袭击

　　美军黑人士兵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的南北战争时期。当时，很多黑奴获得自由后加入政府军，美军于是在1866年成立了历史上第一支黑人军团。成立之初，该军团下辖两个骑兵团和四个步兵团，军内“黑白分明”：士兵是清一色的黑人(约占部队总人数的90%)，指挥官则全都是白人(仅为总人数的10%)。

　　黑人军团虽然已成建制，但白人军官仍对他们怀有偏见，仍然死守着“不能让黑人拿枪打仗”这一陈旧观念。大多数情况下，黑人士兵们不得不被“隔离”于服务性部队从事辅助性后勤工作。从1866年到1890年，黑人军团主要驻防在美国西部。除了偶尔与印第安人作战外，他们的角色相当于“勤杂工”，承担的主要任务是修路、保护邮路甚至护送牛群。

　　在美国军中，这支黑人军团被称为“水牛战士”，这个名称诞生于同印第安人作战时期。据称，当时的印第安人见到黑人士兵作战勇敢，打得性起时状若疯牛，就给他们起了这个绰号;也有人说，当年的白人士兵见很多黑人战士都有类似水牛毛发那样的卷发，便叫他们为“水牛战士”;还有人说，这个名称来自战士们冬天穿的水牛皮大衣。

　　不管从何而来，“水牛战士”这个绰号从此流传下来，渐渐成为美国军中黑人士兵的代名词。然而，穿上军装为国效命的“水牛战士”在白人眼中也仅是“末等公民”，即使晋升为军官也被白人士兵歧视。流传至今最经典的一个事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首位黑人将军本杰明·戴维斯(当时军衔为少校)路遇一名白人士兵。后者见前者是黑人就撇撇嘴擦身而过，没有敬礼。本杰明将他叫住：“士兵，你刚才拒绝敬礼，我并不介意。但你必须明白，我是美国总统任命的陆军少校，这顶军帽上的国徽代表美国的光荣和伟大。你可以看低我，但必须尊敬它。现在，我把帽子摘下来，请你向国徽敬礼。”士兵只得向军官行了军礼。

　　其实，在“敬礼事件”之前还发生过更为严重的黑人士兵受歧视事件。1892年，怀俄明州约翰逊郡一些财大气粗的农场主和农民发生了土地纠纷，最终演变为枪战。农场主雇来强盗和杀手为他们作战。当时的总统本杰明·哈里森下令黑人军团中的第9骑兵团平息这场冲突，抓捕了一些为农场主卖命的强盗。农场主们因此对黑人士兵怀恨在心，竟暗中袭击了象征国家暴力机关的兵营，导致一名黑人士兵死亡，另外两人受伤。

　　走上战场待遇却不如战俘

　　诺曼底登陆后的头6个月里，美军有大约35万名士兵在与德军的交战中伤亡，部队减员严重。艾森豪威尔将军为此非常烦恼。他清楚，自己需要更多士兵才能攻入德国本土，但严峻的现实是，国内兵源几乎已经“断流”了。

　　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盟军欧洲战场后勤中心的约翰·李中将提出建议：“允许黑人加入前线部队战斗!”在当时，李将军的这个建议仿佛在美国军队中投下一枚炸弹，遭到不少白人军官的反对。然而美国高层最终屈服于兵源不足的现实，批准了李将军的建议。不过还附加了一条隔离性规定：黑人士兵不能分散加入白人作战部队，必须组建全由黑人组成的“黑人排”，而排长通常要由白人担任。

　　截至1945年3月，艾森豪维尔将军就拥有了37个全由黑人组成的步枪排，一些全由黑人组成的战斗连也已建成。早已渴望走上前线奋勇杀敌的黑人士兵跃跃欲试，但他们仍然面临着种族歧视的压力。

　　一位参加过二战的黑人士兵回忆，“我们与白人排长有很深的隔阂，因为他对自己被任命为一群黑人的指挥官而感到恼火。”在国内受训时，这位黑人士兵所在的部队因调防乘坐火车在美国南部各州穿行时，上级命令他们把窗帘放下，因为“白人不喜欢看到黑人穿着军装”。“每到一站，连战马都可以下车活动一下，我们却被严禁下车，”他说。

　　到了欧洲战场，黑人部队也并没有马上投入战斗，因为白人军官们“不放心把自己的软肋交给黑人保护”，“水牛战士”们感受到了无穷无尽的轻视。一位参与兴建意大利比萨战俘营的黑人士兵回忆说，战俘营建好后关押了2000多名德军战俘，他们的得到的待遇甚至比兴建并看守这座战俘营的黑人士兵还要好。“上级部门发给这些德军战俘崭新的脱衣服，而我们得到的尽是些打了补丁的旧衣服，”他说。

　　当时军中还存在一项歧视性的“蓝色退伍令”(黑人士兵无奈地称其为“蓝色车票”)。通常来说，被“蓝色退伍令”勒令退伍的士兵多为行为不检点者。有此背景的退伍者将很难找到工作，也不会享受到老兵的福利待遇。数据显示，从1941年12月到1945年6月，共有一万余名黑人士兵收到“蓝色车票”。美国一家报纸称，这几乎成了“戴歧视眼镜的白人军官惩罚无法忍受苛刻条件的黑人士兵的常用手段”。

　　“黑人士兵退出现役后更需要老兵福利的帮助以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但‘蓝色车票’把他们变成了一群不幸的人，”该报在报道中写到。

　　不满被遣散险酿兵变

　　尽管饱受歧视困扰，但黑人士兵仍然在战争中表现出无可比拟的英勇，“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上的炊事兵多里斯·米勒便是其中一位佼佼者。珍珠港事件爆发那天早上，正在军舰上煮咖啡的米勒扔下咖啡壶，接替受重伤的炮手操作高射炮向日军飞机猛烈射击。“在十几分钟时间里击落了10余架敌机，”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在1996年的一次纪念仪式上对米勒的英勇赞叹不已。

　　参加过二战的多数美国基层军官也折服于黑人士兵的作战表现。1945年夏，美国陆军在250名基层军官中进行了一次调查。超过八成的受访军官都认为“水牛战士”作战出色。一名军官称：“他们在近战中表现尤其勇敢，往往不顾一切往前冲!”很多基层指挥官都与自己的黑人手下建立了深厚了情谊。当第69师的黑人士兵想进入莱比锡的盟军俱乐部玩耍却被岗哨拦下来：“黑人不准入内!”他们的白人连长闻讯赶到并对着岗哨喝骂：“就在13天前，我的黑人手下还在为攻占这座城镇而流血!所以，我的人必须要进这座俱乐部!你们这些家伙要学着放尊重点!”

　　不过，基层军官的感情不能左右美军高层的决定。战争结束后，大部分黑人作战部队被立刻解散，或被送回原来的后勤部队。同时，一些黑人部队还被要求与所在师、团的白人单位分开回国。“高官们恐怖是担心国内民众看到部队里竟然有黑人而不满，”一位历史学者称。

　　这种卸磨杀驴的做法引起黑人士兵们的强烈不满和愤怒。当接到撤出命令的步兵第69师394团K连5排的黑人士兵们发现白人战友们仍然在原地执行占领任务时表示了强烈怀疑。该排一边派人前往法兰克福向艾森豪威尔请愿，一边拿起武器建立防线，声称宪兵如果胆敢越线便立即开枪反叛。但最终他们发现这道“隔离遣散”的命令正是出于艾森豪威尔之手，只能无奈地接受。

　　在法国的“待遣返基地”，数百名心情不满的黑人士兵聚集在一起，再次发出兵变威胁。“如果任由事态发展，我们可能会做出任何事情，”一位目睹过当年场景的黑人士兵回忆说。

　　最终，盟军最高司令部不得不搬出黑人将军本杰明·戴维斯救驾。这位将军保证所有黑人部队都能以战斗部队身份荣归故里，终于化解了这次兵变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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