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周游列国是其一生的重大事件。他自述“三十而立”，即三十岁时立定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有了对天下一些重大事情的看法，积极投入政治活动。由三十到七十三岁去世的四十多年中，十四年的周游列国占去三分之一时间。再以孔子与各国君主接触，宣传和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来说，又是联系最广、影响面最大的一段时间。为此，对孔子的这段历史有必要仔细辨析。对此略抒浅见于此。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五十五岁的孔子，抛弃鲁国三公之一——大司寇的高位，带领弟子们到鲁国之外周游。为什么?应有四个原因：

　　一为“送女乐”事件。在此前不久的夹谷之会上，齐国要用武力摄服鲁国，当时身为相礼的孔子，用周礼作武器，拙败了齐国的企图，在国内威信大增，齐国为此忧虑，于是齐景公采纳黎鋇的建议，向鲁国送去八十名娇艳的舞女和一百二十匹身披着锦绣的马，陈列到鲁国稷门外。孔子知道鲁君如果收下便会骄奢淫佚，不理政事，坚决反对收下。执政大夫季桓子却主张收下，鲁定公碍于面子，不好马上说收，却以巡视为名，到稷门看了三次，后来收下了。孔子愤怒地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孔子认为这样一来舞女腐蚀国君，当政的“小人”进谗言，鲁国政治不会清明，自己的理想不能推行，故而离开。二为“失膰”事。孔子要马上离去，弟子们说鲁国就要祭天了，按照旧制国君祭天时的膰肉，要在祭后分给大臣。弟子们请他再等几天，说如果送来膰肉，说明国君还器重您。孔子为此等了三天，也未见人送祭肉来，便知道鲁国国君对自己失去了信任，才决定离开。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重要的是第三个原因。

　　三因孔子主持隳三都的事件。当年季桓子的家臣阳虎在鲁国叛乱，孔子态度明朗地反对阳虎，鲁国的执政大夫季桓子认为孔子和自己政治观点一致，便请鲁君任命他为中都宰。孔子治理中都一年，成绩突出，又不断擢升为司空、大司寇。孔子一旦大权在握，便开展了维护鲁君利益、削弱大夫势力的“隳三都”活动。他先向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说：依照周礼，“臣无藏甲，大夫无百雉之城。”三家的家臣分别占据三地，城池大，势力大，严重威胁到三家的利益。以此为由出兵拆除了叔孙氏的郈城，在对季孙氏费城的攻击中，遭到强烈抵抗后，才勉强拆除。当要拆到孟孙氏的郕城时，孟孙氏的家臣公敛处父坚决反对，孟孙氏回味自己的家臣公敛处父对自己忠心耿耿，并未威胁到自己，原来孔子拆郕城的矛头是对着自己。郕城没攻下来，三家却醒悟过来，三家大夫意识到孔子隳三都的主要目的是削弱来三家大夫的力量，孔子和自己并不是一家，所以在鲁君面前屡进谗言，把孔子挤走了。四是孔子为实现自己的抱负而走。孔子一直怀着仁政德治的治国理想，几年前在中都小试锋芒，取得成功，加强了信心。当上大司寇后，在夹谷之会上为“相”时，取得成功，更信心勃勃，才敢于触动三家大夫，展开了隳三都的活动。一旦被排挤，认识到鲁国非实现自己政治理想之地，于是另辟蹊径，另找出路，到别国试试。他认为凭着自己的本领和威望，不信干不出一番事业来。于是便决心带着弟子们到鲁国之外发展。这便是孔子周游列国的原因。

　　人们提起孔子周游列国的活动，往往重视“周游”二字，即到各国游历，其实不然。孔子及其弟子一行，十几年来在外面的活动，不是去游历(今日习称旅游)，不是去游山玩水，不是到处观景。也不是一个国家或一级政府派出的代表团、考察团，而是一个有着明确政治目的的政治集团。一个以孔子为首，带领一批弟子到各国去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希望到某一国家施展自己抱负的政治集团。他们在各国的活动，都是一些政治活动。孔子远大的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达到世界“大同”。其近期目标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他认为现实社会应该和鲁国大夫专权的现实不一样，“政不在大夫”。他十分自负地说：如果有人用自己的主张，几个月就可使这个国家变样，三年就能大见成效。当子贡向他问起一块美玉是藏起来好，还是找个识货的主卖出去好时，孔子不假思索地回答：“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实际上孔子在各国的一些活动都是在推销自己。为了从政，他带领弟子们由北方跑到南方，由这国跑到那国，为了达到从政的目的，他不惜面见社会上反响不好的卫国南子，甚至连背叛晋国的佛肸对他召唤，他也“欲往”。尽管他相信自己“不缁”、“不璘”;有信心改变坏人，不与坏人同流合污，打算用各种不同的手法争取坏人，改造坏人。千方百计要将自己的政治抱负在各国施展，这就是孔子率领的这一政治集团到处周游的目的。

　　尽管孔子一行栖栖遑遑，到处寻找从政治国的机会，却一直未能如愿。原因何在?这涉及到对孔子此人的基本估价问题。孔子所处的春秋末年，是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各国的奴隶主政权岌岌可危。奴隶主们为了生存和延续统治，敲骨吸髓地对广大奴隶剥削压榨。其实，剥削压迫越甚，奴隶们反抗越厉害，各国奴隶制的统治越不稳。孔子，这位出身奴隶主家庭，一生忠君尊王，即忠心奴隶主服务的奴隶制思想家、奴隶主的代言人，想的却比各国奴隶主更深些，更远些，但却不切合实际。他认为如果奴隶主对奴隶放宽剥削，让他们吃饱穿暖，如果承认奴隶们的人格，不任意役使、买卖、杀戮、殉葬，奴隶们就不会反抗了。奴隶制就可延续了。于是他所到各国均宣传仁政、德治，大量举出先王宽民、爱民的例子，对违背礼制的人鞭挞、斥责。他认为这一剂良药，足可治奴隶制衰亡的顽症。殊不知惯于残酷奴役奴隶的奴隶主本性不改，人家不用他。他反对的那些争权者——各国大夫，正是各地反对奴隶制的力量，更对他不客气。所以孔子所到之处，大多是国君以礼相待，但不用他的主张。像宋国司马桓魋那样的人，与他的主张本来敌对，当然对他更不能容了。这就是孔子周游列国到处不被任用的主要原因。

　　在孔子率领弟子们十几年的周游列国中，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们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十几年来对外活动也有不少收获。其一，孔子及其弟子们十几年，到各地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通过到各国与各阶层人们广泛接触，实地了解到各国的民情、国情，对于孔子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不少作用。学界一般认为孔子早年重礼，晚年重仁，就与其周游列国、广泛调查有关。六岁便“陈俎豆，设礼容”的孔子，早年习礼有成，曾被誉为鲁国最懂礼仪的人。孟僖子临死前对儿子说：因为自己对周礼不熟悉，难以担当大任，“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孟僖子临死前托孤让两个儿子向孔子习礼，此后不久，孔子率弟子南宫适等到周都洛邑观礼乐。他多次强调礼乐治国，认为礼是最大的事。经周游列国，到处了解些国情民情后，其思想则逐渐向仁德方面转变。如孔子归国后，季康子向他问增加田赋的事，他不回答，就是心中反对。冉求帮助季氏聚敛，他大发雷霆，“季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子路问君子，孔子接连回答“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对郑国的子产，更赞扬其“养民也惠，使民也义”的好思想，好作为。这些主张大都是在周游游列国时，多次实际见到民间疾苦的反映。

　　社会调查还包括了解各国的国情。从各国的历史、到各国的现状。从这些具体实例中吸取经验，汲取教训。在他对各国历史人物及当时人物的评价中体现出他的思想。如卫灵公虽本事不大，道德不高，但用了几位贤才就能保住“不丧”。陈湣公对他的主张比较支持，但孔子考虑到陈国国小民贫，又介于大国之间，不敢在陈国有所作为等等。第二个收获就是周游列国中又收了一些弟子，在现实中对弟子们教育，与弟子们交谈中，丰富了他的教育思想。另有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到处播撒仁德思想、惠及各地民众、从而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使孔夫子名扬各国，甚至有人把他奉为惊醒世人的木铎。作为孔子一生中重大事件的周游列国，并没白白浪费了十几年，而是有了一些实地接触、考察社会的机会。这对孔子思想的形成，对这位文化巨人的铸造，显然起着重要作用。当地依据古代传闻，有很多纪念遗址。如颜子港、讲经台、晒书场、坐石、回车埠、孔叹桥、问津碑、墨池、砚石、田泾石、长沮冲、桀溺畈等。历史是复杂的，非亲身经历不会记载详细(即使亲自经历，有时也难免记错)，为弄清事实，就应利用各方面的资料予以对照、证实。司马迁亲自到孔子故乡调查，听到许多真实材料，如实地记录下来，对后世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但他只是一人调查，一人访问。如果铺开面，更多的人调查，更多的人访问，肯定能得到更多的资料，更能多方面、多角度地了解问题。河南孔子学会发动全省的力量，广泛调查，搜集到大批资料，显然比当年广泛深入的多。孔子当年周游列国，主要在今河南一带，河南省孔子学会组织了孔子周游列国史迹调查活动，该会已将该省内调查到的八十多处孔子周游列国的史迹编印成册，名《孔子足迹遍河南》。在此基础上，重新绘制了孔子周游列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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