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姬姓，名重耳。初为公子，谦而好学，善交贤能智士。后受迫害离开晋国，游历诸侯。漂泊19年后终复国，杀怀公而立。晋文公开创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其文治武功，昭明后世，显达千秋，与齐桓公并称“齐桓晋文”，是春秋五霸中第二个称霸的霸主，亦为后世儒家、法家等学派称道。而对于晋文公的成就，很少人将其联系到他的父亲晋献公。所谓虎父无犬子，晋文公的鸿光伟业，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晋献公的根基上。晋献公的父亲是曲沃武公，此人洵非简单人物，他以“小宗”的身份，凭藉优势的武力攻灭了翼地(今山西翼城东南)的晋国“大宗”晋缗侯，以庶夺嫡，成为晋国新的统治者，是为晋武公，时在公元前679年。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晋武公登基“作威作福”才二年，就寿终正寝了，其子于公元前676年即位，是为晋献公。晋献公较之乃父更有魄力和手腕，其文治武功，为晋国的迅速崛起、跻身于春秋大国行列(原先晋国乃蕞小国，军队只有一军，史称：“晋，偏侯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他晚年的糊涂与荒谬，却使得他未能最终完成晋国称霸中原、号令诸侯的宏伟大业。
从现存的《左传》、《国语》、《史记》等史料记载的情况看，晋献公绝非一位平庸的君主，而是一位颇有雄才大略的领袖。他有比较明确的国家战略发展方针，深谋远虑、举重若轻。这就是在政治上对内以血腥残忍的手段削弱同姓公族的势力，大力度强化中央集权;对外故作姿态，显示“尊王”的态度，以捞取优厚的政治资本;在军事上一方面积极扩充武备，增强军力，“先为不可胜”，另方面“该出手时就出手”，伺机吞并小国，打击戎狄势力，开拓疆土，进而争霸逐雄。在这一高明的战略方针指导下，晋国走上了迅速强盛的道路。
当时的周天子，龟缩于洛邑一隅，风光不再，不招诸侯国见待，可他毕竟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与姬姓大宗，还有可资利用的剩余价值。晋献公知道这一点，所以即位伊始，就和虢公一道，风尘仆仆前往成周朝觐周惠王，接受周王的赏赐。为了更进一步密切与王室的关系，晋献公又伙同虢公、郑伯，一起为刚刚当上“天子”的周惠王操办隆重的婚礼，出资赞助周卿士原庄公到陈国，迎接陈国公主陈妫到成周和周惠王完婚。场面上的事要做，实质性的事更得干，公元前655年，晋军攻灭虞国之后，晋献公慷慨大方，“归其职贡于王”，即把虞国的贡纳和赋税呈献给周惠王，解了周室缺钱少粮的燃眉之急。这些做法，与其父晋武公在位之时发兵攻打周室，杀死成周的夷邑大夫夷诡诸，逼走成周执政大臣周公忌父的行径不啻有霄壤之别。晋献公就是通过这种姿态，轻轻松松赢得“尊王”的美誉，在一众诸侯国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声誉!
在彻底解除了“公族”对君权威胁这一后顾之忧后，晋献公开始大刀阔斧地展开对外的军事扩张。要对外开拓发展，首先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为此，晋献公我行我素，毫无顾忌地打破先前周王室所规定的晋国只能拥有一军的数量限额，于公元前661年将一军增扩为两军，他本人亲领主力上军，而由太子申生统率下军。
在兵强马壮的基础上，他动用军队主动向外出击，于同年先后灭掉耿(今山西河津东南)、霍(今山西霍县西南)、魏(今山西芮城东北)等诸多小国。次年，晋献公再接再厉，又派遣太子申生率军讨伐东山皋落氏(今山西垣曲东南，系赤狄氏之一支)，凯旋而归，“败狄于稷桑而反”。与此同时，晋献公还先后派兵攻灭了周围的骊戎诸多小国。在初战告捷的有利形势下，晋献公又将进攻的矛头指向实力更为强盛的虢、虞两国。他虚心听从大夫荀息的建议，用向虞国假道攻伐虢国、一石二鸟之计，于公元前658年两度出兵攻打其南部近邻中最强盛的虢国，经过激烈的厮杀，终于将晋国的战旗插上了虢国国都的城墙，一举吞并了虢国。并且在凯旋回师的途中，背信弃义，厚颜无耻地对虞国发动突然袭击，轻而易举、水到渠成地灭亡了虞国，取得了对外兼并扩张的重大胜利!
通过多年锲而不舍的经营，晋献公已使原来不起眼的晋国一跃而成为一个人人忌惮的大国，即据有河汾间之沃壤，及今山西、陕西、河南之间三角地带之重要地域，幅员辽阔，地势险要，攻守可恃，战略主动。军事实力强大，君权高度集中，国势日益兴盛。已完全具备了东进中原，角逐霸权的基本实力。
晋献公智勇双全，干练老辣，在政治、军事上多有建树，然而他毕竟还不具备充当一代霸主的素质，尤其是在其晚年，他生活上奢华侈靡，沉湎于酒色，直接酿成晋国内部的多年动乱，使得晋国与中原霸主的宝座失之交臂。《诗经·大雅·荡》：“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意思是说做人、做事、做官没有人不肯善始，但很少有人善终。细细体味此言，觉得其中的确蕴涵了深刻的哲理和警示。而晋献公的作为，再一次证明了这的确是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历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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