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农业是绝对的支柱产业，臣民的温饱依赖于此，国家的生死存亡也依赖于此。皇帝们深深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对农业高度重视也在情理之中。
作为九五至尊的皇帝，一方面祭祀农神，祈祷风调雨顺，另一方面，还要耕种一块属于自己的责任田，即籍田(亦称“藉田”)，借此劝民农桑，也顺便体会一下农民的甘苦。与之对应，皇后也要养蚕织布。
东晋干宝曾在《周官礼注》曰：“古之王者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必私置藉田，盖其义有三焉：一曰以奉宗庙亲致其孝也，二曰以训于百姓在勤，勤则不匮也，三曰闻之子孙躬知稼穑之艰难无逸也。”由此观之，皇帝亲耕蕴含着治国安邦、修身齐家的大道理。
据记载，早在3000年前，周武王每年农忙时节，都会到田里参加劳动。从此之后，形成定规，历代大多数皇帝也郑重其事地举行“亲耕”仪式。当然，皇帝的劳动是象征性的，不会真的甩开膀子大干一番，籍田的耕种与收获要由下人们完成。
每年开春，皇帝在国都近郊的籍田里执耒(或执犁)三推三返(在田垄里耕地三个来回)，礼成后命天下州县及时春耕。各朝各代稍有品行、关心民间疾苦的皇帝，都会执行这个庄严的仪式，而且态度认真，为此还闹出不少趣事。
宋代王辟之所著《渑水燕谈录》记载，1033年的农历二月十一日，宋仁宗行籍田礼。准备妥当后，仁宗扶着犁走了三个来回，礼仪官宣布礼成。谁知，仁宗来了兴致，说：“朕既躬耕，不必泥古，愿终亩以劝天下。”礼仪官再三求他停下，他最终还是耕了十二畦。
明清两代是古代重农祭农的顶峰，亲耕的程序特别繁琐。前二日，皇帝即开始斋戒，文官四品以上、武官三品以上皆在家斋戒。前一日，皇帝在紫禁城检查谷种及农具。亲耕当天，皇帝先祭拜先农，而后穿龙袍下田耕种。
那时，皇帝的籍田就在先农坛旁边，正好一亩三分，后代将此演绎成“一亩三分地”的俗语，以表示个人的势力范围。
在清代，康熙皇帝把亲耕作为祖制固定下来，后来的继位者也能加以维持。
1815年的农历三月，嘉庆皇帝到先农坛亲耕时，遭遇了一个大写的尴尬。当皇帝扶犁前行的时候，耕牛竟然不驯服，换了一头仍然如此。上套的耕牛左冲右突，根本不愿意干活，一副要罢工的架势。
陪同亲耕的有十二位王公和大臣，其他太监、小官吏等更多。众目睽睽之下，说一不二的皇帝无法驾驭耕牛，面子上实在有点过不去，心里难免郁积一腔羞愤。最后，在十几个御前侍卫的控制下，皇帝才勉强完成了仪式。
“交部议处”是将犯有一般过失的官员交吏部拟定处罚办法，而“交部严加议处”，则针对的是犯有严重过失的官员。
费锡章、刘镮之二人后来并没有受到什么处罚，稳坐各自的官位，真正倒霉的是沈守恒和张洽。
半年后，直隶总督那彦成保奏沈、张捐复官职(如同花钱买官)，嘉庆帝不知根由，加以批准。几天之后，他发现沈、张是曾让自己在籍田丢人的家伙，又立即收回成命，不准捐复。不仅如此，皇帝还斥责那彦成“朦混具奏”，并将他“交部加等议处”。
可见，耕牛事件给嘉庆帝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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