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干部的官帽子，自古以来都是皇帝给戴上的。皇帝能给你戴上，让你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更能给你摘掉，让你忽喇喇大厦倾，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由此，对上不对下成为官员的从政习性，也就成为可以理解的必然，毕竟饭碗在人家手里端着，小命在人家手里捏着。对皇帝忠贞不渝、忠心不贰是保住头上顶戴花翎，进而步步高升的不二法门。
表达忠诚的最佳时机，就是在皇帝处于危难之际，拔刀相助，该出手时就出手，挽狂澜于既倒，救皇帝于困境。
可卞敦偏偏就不是这样的人。
东晋成帝咸和二年到咸和四年，即公元327到329年间，驻守长江以北，作为东晋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第一线守备力量的苏峻、祖约，突然将刀把子转向对内，攻进首都建康即今天南京，要和成帝说道说道被陷害被逼反的委屈。
北有蛮夷欺凌，内有肘腋之患，华夏不绝如缕。国事乱成如此，总要有人出来收拾。这时朝廷的擎天之柱陶侃、温峤连发英雄帖，要求各地组建平叛军，“移檄征、镇，使各引兵入援”，有钱的帮个钱场，有人的出个人场，大家伙同去南京，剁掉苏峻那小子，勤王救驾!
帖子一到，各路诸侯都纷纷起兵，汇集南京去救皇帝，毕竟东晋王朝再烂，此时也是唯一的神州正朔之所在，是北方沦陷区汉人抵抗军的精神支柱。如果自己把自己给玩死了，那华夏真的就跌入万劫不复之深渊了。
可湘州(今天湖南一带)刺史卞敦，仿佛变身铁公鸡，一声不吭，一毛不拔。不但不发精兵，而且连粮草都不帮衬帮衬，仅仅派个低级军官，带着几百老弱病残跟随者勤王军去南京看热闹，“拥兵不赴，又不给军粮，遣都护将收百人随大军而已”。
皇帝考察官员，群臣观察同僚，最重要的就在看你在急难险重的任务面前，能不能有所担当，能不能分君之忧，赴国之难。能力有限是一回事，关键是态度问题。
卞敦以如此态度对待皇帝的生死存亡、朝廷的安危祸福，自然引起舆论大哗，“朝野莫不怪叹”，这老小子老年痴呆了吧，这可是表忠心、献殷勤的绝好时候，错过这村就没这店了。
苏峻之乱平定后，皇帝论功行赏，自然要弘扬见义勇为、勤王救驾的大义正气，打击见死不救、作壁上观的歪风邪气，卞敦很自然的被抛了出来。
勤王军总舵主陶侃弹劾苏峻坐观成败，不赴国难，这样的干部是不能再用了，必须拔掉顶戴花翎，交付中央纪律检查机关严办。
但出乎陶侃意料的是，他的意见竟然没有被采纳。朝廷的老一辈革命家、社团和朝廷的缔造者、三朝元老王导发话了：现在局势刚刚稳定下来，大乱之后，应当以慈悲为怀，宽大为念，“丧乱之后，宜加宽宥”，卞敦的事就不要盯着不放了，撤职查办是没有必要的，给他挪个窝吧，“转敦安南将军、广州刺史”。
能有这个结果，卞家祖坟肯定是冒青烟了。可卞敦这时却和朝廷耍起了脾气，爷有病，爷身体不舒服，爷去不了广州那不毛之地，“病不赴”。
确实，当年的广州还不是一线城市，顶多算四五线小城镇。
按说卞敦如此对抗朝廷，不服处理结果，脑袋上早就该有碗大的疤了。可朝廷仍然是对其关照有加，调到中央当了个不大不小的京官。尽管后来卞敦深刻反省，为当年的所作所为悔恨不已，以致“忧愧而卒”，但还是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评价，谥号为干革命夙夜在公、办事情合法合规的“敬”，史称“卞敬公”。
对皇帝见死不救的卞敦，能得到这个处理结果，王导的意见显然起了主导作用。但王导和卞敦并没有太深的私交，只是此人的行政风格就是如此：你好我好大家好，凡事没必要太认真，大家活在当下、偏安江南即可。
东晋朝廷纲纪混乱，网大可吞舟，与此不无关系，卞敦只是个缩影。幸好在北方沦陷区，华夏民族的健康力量逐步成长起来，最终恢复汉人江山，一统江南，神州国运就此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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