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皇位本没他的份，但司马皇族可能是感觉自家人太多，非要窝里斗，八个王爷互相砍来砍去，不但晋惠帝的太子被玩死，皇太孙也被灭掉，真真是断子绝孙。
由于司马炽没怎么参与八王之乱，平日行事较为低调，又不结交外人宾客，没事就喜欢待在家里看看书，典型的宅男一枚。就被各方势力看重，觉得这个立这个宅男当皇帝应该不会触犯到自家利益。于是，便拥立司马炽为皇太弟。
晋惠帝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十一月十七夜，晋惠帝司马衷吃了很可能是东海王司马越送去的面饼，中毒不起，第二天便嗝屁。
十一月二十一，司马炽登基继位，是为晋怀帝。
司马炽接手的是一个烂得没法再烂的烂摊子。
王朝内部已经分崩离析，外部少数民族开始建立政权。西晋仅有的一点发号施令的权力，也被司马越掌控。司马炽刚表现出一点要独立处理朝政的意愿，就被司马越镇压。手下的一帮近臣，被司马越当面逮捕收监。司马炽救不了他们，唯有一把眼泪、一声叹息而已。
到了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局势更是无法收拾，匈奴人建立的汉国接连向帝都洛阳发起攻击。连王公大臣都开始抛弃朝廷、抛弃皇帝，赶紧下船。
十一月，东海王司马越带走了首都最后的四万精锐兵马，朝堂重臣全部被编入前线指挥部随军行动，洛阳防务为之一空。连皇宫都不再有人站岗值班，大内每天都有人死亡，在宫里走着走着就倒下，再也起不来，“殿内死人交横”。
皇宫外，不说普通百姓人家，就是官府衙门，也是朝不保夕，纷纷在衙门口前挖掘壕沟，以免有人趁火打劫，进去捞一把。
这时就是傻子，也看出洛阳是守不住了。如若及早撤离，说不定还有转圜之机。
到了第二年，永嘉五年，公元311年五月间，大将军苟晞提出迁都仓垣，即今天河南省开封市北部，并派人备好十多艘官船，五百卫士，千斛谷米以备路上所需。司马炽脑袋还算清楚，准备依计行事。
但还在洛阳朝廷里的那些高官，却犹豫起来。不是他们不怕死，要与西晋政权共存亡，而是在他们眼里，钱比命重要。这些人在洛阳世代为官，早已经捞得锅满瓢满，而且家族资产大部分都是洛阳的不动产，没法别在裤腰带上带走。要迁都等于让他们重头再来，这是死都不能干的事。即使他们有勇气第二次创业，但天下已经没有油水再让他们捞，不姓“晋”的地皮没法再刮。
等到洛阳形势恶化到人吃人的地步，这些公卿大臣才慌了神，血淋淋的事实告诉他们，毕竟命还是比较重要的。可这时已经错过了撤离洛阳的最佳时机，不仅无法集合起卫队护送皇帝众臣，连车马都找不齐，急得司马炽搓着双手，叹息道：皇帝出行，怎么能没有车轿呢?“如何曾无车舆”。
司马炽再叹息，手下人也变不出八抬大轿来。没办法，步行出宫吧。在几个官员侍从的引导下，司马炽从西掖门出发，准备穿过铜驼街，到渡口乘船前往仓垣。
铜驼街是帝都洛阳最为繁华的大街，当时有句俗语称“金马门外集众贤，铜驼陌上集少年”，平日里相当于今天北京的王府井和前门大街。
请注意大鹏特意加粗的“平日里”这三个词，因为司马炽君臣出门的时间不是平日，而是非常时刻。
此时的洛阳街头，已经是流民遍地、盗贼横行，铜驼街荒凉如同废墟。那些死人堆里刨食的流民、刀尖上过命的好汉，见到司马炽君臣这支衣着还算光鲜的队伍，简直像饿狼见到羔羊，立马蜂拥而上，抢钱抢粮抢女人。
平日里高高在上、左右伺候的贵族精英们，哪见过这等阵势，立马退缩回皇宫，“为盗所掠，不得进而还”。光天化日，皇帝摆驾帝都大街，不但没有山呼万岁，还被盗匪抢劫，给打了回去，也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奇闻。
一个月后，六月十一，汉国攻陷洛阳，生擒司马炽。包括太子司马诠在内的诸王大部被杀，洛阳郊外的历代皇帝陵寝被掘开，皇宫太庙、官府衙门尽数被焚毁。
后来司马炽在汉国当了两年多的高级俘虏，所受羞辱，不一而足，甚至还被勒令做调酒师，在宴会上给人斟酒。一同当俘虏的晋朝旧臣见此状，无不嚎啕大哭。当时汉国的皇帝刘聪见司马炽人心还在，怕有朝一日有人以其名义起事，就一杯毒酒将司马炽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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