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祖父曾是康熙的密奏使，他的密奏中有区域性的天气、粮食价格以及盗匪等问题，这种密奏方式也是康熙管理农业国家辽阔疆域的手段之一

　　江宁织造曹寅熟练地将一方写过字的纸折成复杂的六角形，上面的“报告”是除了皇上康熙以外任何人也不允许看的。这张纸在康熙的手中打开后，是一张10厘米宽、20厘米高的密奏。这种纸从江宁到北京，骑马传递大约要20天左右。这项在曹寅和康熙皇帝之间的秘密传送，一直进行了20年。因此，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史景迁称曹寅为“康熙的密探”。

　　康熙的密探们

　　曹寅将他折成六角形的密报，放在一个用封条封好了的小信封里，封条的上面写“固”，下面写“封”，信封上写着“奏折”。他又拿出一只大信封，套住这只小信封，在外面用一根白纸条扎住，他在纸条下写上自己的全部衔阶和名字，然后小心翼翼地用白纸包好，同样在白纸的包装口下方写上自己的全部衔阶和名字，最后用来封箴的几个字是“臣寅”“叩首谨封”。

　　这封信康熙皇帝看完后，也许会加御批，也许只写三个字“知道了”。但最后都会被一个朱红的“封”字封过以后，重新传到曹寅的手中。

　　在康熙王朝的晚期，康熙帝非常重视他赋予曹寅及其大舅子苏州织造李煦、后代曹、曹等人这项特殊的政治任务，允许他们“专折密奏”江南地区的官风民情，并“亲手写奏帖来”，这种千里眼加耳报神的职责的确超出了江宁织造的权限范围，对于曹家，可说是一项特殊待遇。

　　在曹寅、李煦给康熙的密奏中，天气问题如雨水、冰灾，粮食问题如收成、米价，社情民意如疫病、民情、官吏贪廉，都是康熙所关心的。在没有各种地方性媒体的时代，这些秘密渠道传输的情报，也算是一种内参了，通过这些内参，康熙皇帝可以对各地实情“明察秋毫”。

　　在古代，天气、天象信息事关国家前途，所以这些情况被认为不应该由更多的人所掌握。尤其是在自然灾害频度过高的康熙年间，皇帝一定要对各种自然现象了然于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其对策研究》课题第一主持人赫治清告诉《新世纪周刊》，康熙年间旱灾尤为突出，在历史的长河中百年不遇的旱情就出现过12次;康熙四年、三十五年的风暴潮灾，风助浪势，冲入沿海一带就是数百里，这样巨大的风暴潮不仅淹了江浙沿海地区，把今天的上海和苏州也淹了。

　　赫治清说，在曹寅密报给康熙的奏折里，就雨雪分寸的测量、雨水入土几分、冰雪凝结几寸都有清楚的记载，这对于位居北国的帝王了解长江流域和沿海农耕情况至关重要。

　　康熙重视天气状况

　　康熙在位的61年间，水灾与旱灾持续侵犯，旱灾和蝗灾又总是相伴而生，所以康熙非常重视各地传来的有关天气正常和异常的报告。

　　在康熙初年，他已经接触到一些西方来的传教士。赫治清介绍说，康熙是一位善于学习的君王，他从这些传教士那里学到一些观天气的常识，并懂得了记录天气形势的重要性，于是在全国各地都安排亲信的人帮他观察与记录，那时尽管还不会做出天气预报，但是记录天气成为康熙非常重视的一项工作，他希望能从已记载的文献中找出气候的规律来。

　　康熙三十二年夏季，淮徐及至江南地区大旱，到了阴历六月中才降雨，李煦奏报收成和米价后，康熙御批道：“五月间听闻得淮徐以南时舛候，夏泽愆期，民心慌慌，两浙尤甚。朕夙夜焦思，寝食不安，但有南来者，必问详细，闻尔所奏，少解宵旰之劳。秋收之后，还写奏帖奏来。”因为天气总是和粮食收成及米的价格紧密相关，五月间听说江南一直旱到了阴历六月才下雨，所以康熙凡见到南方来人都要询问详情，他还命李煦到了秋季收成统计出来以后，再报上粮米情况。

　　不仅要求各地报上天气形势，康熙本人也对天气有所研究。他从清代逐日按时辰的降水记录记载成册的《晴明风雨录》中摘抄下有规律的现象来，并认为通过其中的规律可以做出天气预报。

　　《晴明风雨录》现存的只有雍正二年(1724年)以后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间的天气现象。当时康熙能够看到的规律大致总结为阴历每月初八、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四这些日子下雨;在初九到十五这几天能看到月光。如果出现了云挡月，当时就认为将有一场持续几天的暴风雨。康熙不仅摸索旱涝规律，他还观察过风向，康熙曾记录过中国北方在所有季节中西南风是很罕见的;被人们称为客风的西北风出现时，将会在三四天变风向;而一旦刮起东北风和东南风，就是要下风的象征。为了能够准确地判断风向，康熙在他的住所还树起一竿小旗子。非但醉心于观察和学习，康熙还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路记录下来，与来自各地的天气密报做比较。这也应该算是农业大国国君一种特殊的勤政方式了。

　　科学种田赐“御稻”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的一国之君，康熙对于吃粮问题称得上是处心积虑。来自鱼米之乡苏州的密件里，有很一大部分是关于科学种植稻米的。这种优良稻种是康熙命人在丰泽园的多块稻田中培育出来的。然后再命人拿到全国各地去试种。

　　其中一种新品种名叫“御苑胭脂米”，是一种绯红的香米，有人考证出《红楼梦》中庄头乌进孝给贾府送的，就是这种“御米”。康熙五十八年时，李煦写给康熙的密报中就有某官绅种了多少亩、亩产几石几斗;某商人种了几亩，亩产几石几斗。其实这些人的实验任务也不过是两三亩，只有李煦自己家种的最多，他甘愿冒这种试验性的风险，种了100亩。李煦向康熙报告了自己家那块水稻实验田的收获情况：奴才种了您的御稻一百亩，六月十五日收割，每亩约得稻子四石二斗三升，谨砻新米一斗进呈。而所种原田，赶紧收拾，六月二十三日以前，又插完第二次秧苗。至于苏州乡绅所种御稻，亦都开始收割了。他们的详细账目，我给您另写一个奏折，请您御览。

　　康熙在京城搞试验田，也是四处取长补短，有次下江南看到老百姓存有猪毛、鸡毛等不值钱却又污秽的东西，便着人询问，听说当地人用这些东西做农家肥后，他便也做起了试验，结果收效显著。

　　密报管理的性质问题

　　尽管康熙吩咐亲信定期或逢到值得注意的事情向他密报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是这种密报的性质在他的心里一直存在着一个职业伦理的困惑。即使是为了天气农业这样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康熙自己也走不出心理阴影。

　　李煦在康熙四十七年正月十九日的密件中向康熙如实交待了自己在去年差人送奏折时，所差之人曾经弄丢了密信的问题，他感到自己实在是罪该万死并求万岁惩处自己。康熙得知此情后，说你奏的那些都是密报，这是与地方官不同的地方，将你的家人一并宽免好了，这种事让外人知道了，也不好听。

　　由此可见，康熙本人也认为自己派了人在各地暗访密报是与他头上那块“正大光明”的匾额不太相符的事，让别人知道了是不名誉的。正是在这种心态下，所有密件均由他本人阅读回复。这种心态与他的儿子雍正公然建立自己的特务组织和强化密折制度截然相反，也可以看做是政治清明与独裁的一项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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