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文治武功成绩斐然，虽然有各种不足和缺陷，但却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王朝。
而这个王朝前后维持了近300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个王朝的军队自始至终都比较能打，不仅能打，而且比较忠诚。(注意：这是相对于唐宋的前强后弱，以及有能力无忠诚或有忠诚无能力的情况。)
那么明朝的军队为什么能持续三百年长盛不衰，既能打又忠诚呢?这件事还要从洪武皇帝朱元璋说起。
朱元璋定天下后，对于军旅出身的他最清楚军队对于一个皇帝一个国家的意义。用好了，能开疆拓土，保境安民，用不好就会造反谋逆，分疆裂土。
因此，为了尽最大可能的控制军队，同时又使国家保证足够的对外作战能力(明初北方边事还是很紧张的，元朝残部的作战能力十分可观)，而创立了“卫所制度。”
所谓卫所制度，通俗的解释就是指国家按照军队特点和驻地，征调农民从军，此为世代为军的“军户”，军户吃住都在卫所驻地。这种自力更生开垦种植，寓兵于民，兵民合一的政策，既减缓了国家平民养兵的负担，又保证了军队具有职业性质，能够负担剧烈的对外作战。
朱元璋采纳刘基的这一“发明”是吸取了募兵制和征兵制的缺点，得出了一个折中方案。
中国古代募兵制和征兵制都存在了较长时期，各有利弊。
征兵制全民皆兵，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使用便捷，国家无负担。但是，缺点也十分明显，那就是战斗力极其低下，对付低烈度的战争尚可勉强支撑，对付高烈度的作战则力不从心。
而随着异族崛起，征兵制无法满足国家需要，便开始了职业军人的募兵制。这种制度以战国和唐代最为鼎盛。
战国诸侯纷争，战火连年，唐代则以节度使自行编练部队，勇悍无比。故此，有人称战国和唐代是中国武力鼎盛，正是与军队中有大量的职业军人有关。
但募兵制最大的问题是：骄兵悍将尾大不掉，时常造反。
从唐中期到宋初，延续百年的武将拥兵自重，换皇帝如换衣服，改朝代如儿戏，就是因为募兵制的弊端得不到制约。
宋太祖赵匡胤是职业军人出身，他深刻知道其中利害，故此他“杯酒释兵权”，建立直属于皇帝的禁军制度，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终于把全国武力控制于手中。可“兴一利必生一弊”，宋朝的军队也因为这种制度而臃肿无能，面对外敌被打的鼻青脸肿。
直到朱元璋手中，中国的军队制度再次得到改革，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卫所制度。
明朝实际统帅军队的机构叫五军都督府，而平时军队的给养、训练、征调和装备则归兵部管辖。
五军都督府和兵部一个有统兵权，一个有统兵权，一个有军令全，相互制衡，彼此制约。
平时卫所兵种地训练，遇到战事，集中使用，五军都督府委派主将，待战役结束，交回兵权，各卫所兵再回原地。
如此一来，兵将之间无直接人身依附关系，而部队又得到了充分的训练。
再加上明朝严密的特务制度，武将造反几乎不可能。
也就是在“卫所制度”下，明朝军队百余年长盛不衰，抗击外敌，自力更生，且忠心耿耿。
但是，还是那句话“兴一利必生一弊”，卫所制度在明朝中后期也无可避免的走向了衰落。
原本用于战争的军户被上级当做谋取钱财的工具，卫所长期人浮于事，吃空饷，上级把军户当成生产奴隶。原本用于养活军户，节省国家财政的卫所耕地，被豪强地主大量圈走，军屯名存实亡。中央的精力被皇帝、太监、东林党的内斗耗费了几乎全部精力，谁也不去操军事的心。
各种综合因素综合起来，明朝的军队质量开始下滑。
但这种局面伴随着倭寇横行和后金的崛起再度被改观。
从戚继光戚家军开始，李如松辽东铁骑，袁崇焕的关宁铁骑，卢象升的天雄军，孙传庭的秦军等募兵，皆一时之选。
所以明朝的军事力量其实是“两头大，中间细。”
所不同的是，形势逆转，洪武皇帝当年以江淮兵横扫天下，而坐拥九州的明末却土崩瓦解。
究其原因，洪武反抗元朝统治率领的是全国百姓，而明末诸王做大，贪官污吏横行，土地兼并严重，再遇到饥荒，明政府成了全国百姓的对立面，所以明政府兵粮具亏，而李自成被打的只剩18骑却能以“燎原星火”迅速东山再起。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以大军逼北京，沿途明军望风归降，人们不禁要问，曾经忠诚的大明军队这么快就没有气节了吗?
嘿嘿，失去百姓的军队再精锐也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多年的厮杀早就把明朝的军队耗尽了，当时沿途守卫北京的人都是抓壮丁抓来的民夫，哪里还有什么大明军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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