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内忧外患，民族矛盾越加严重，阶级矛盾也日益激化。清政府国力日益不足，形成了西强东弱的客观形势。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治体制竟一波三折，引发一系列错误。
更使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趋紧张，多重矛盾交织，形成了积贫积弱的恶性循环。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处置不当，咸丰皇帝被迫跑到承德避暑山庄，最后死在北京故宫之外。在继承人问题上，咸丰帝的遗嘱留下了很大的政治隐患。
他一方面考虑到皇后无子，贵妃幼子继承大统，将会出现皇后与母后专政间的矛盾，他设想出一个八大臣赞襄、两宫皇太后各执一印(皇后用“御赏”印。那拉氏代载淳用“同道堂”印)的政治体制，以求达到互相牵制的效果，这是咸丰帝死前的精心安排。
谁曾想到，他将六弟奕訢排除在体制之外，使之不能参与朝政，这就开启了政局不稳的先兆。咸丰帝死后，肃顺等赞襄王大臣深知身为皇子生母的西宫那拉氏潜在的政治危险，就采取了“抑西扬东”的策略，从礼仪封号上先后为东宫、西宫封号。
以示嫡、庶之别，通过对西宫的贬抑，以图分化两宫皇太后。迫于情势，西宫慈禧太后不仅主动拉拢东宫慈安太后，还联合此时在京师与英法联军谈和的恭亲王奕訢。内外联手，最后除掉了肃顺等八大臣，不仅使双方生命得以保全，而且政治生命也得以延续。
同治初年，奕訢以议政王名分主持朝政，实握相权。慈禧太后实握帝权，把持朝政，出现了帝、相、后并存的政体，这种以太后之尊听政的慈禧慈安两太后、年少软弱的载淳帝、主持日常工作的奕訢等王大臣之间构建的三角政治格局。
既有临时稳定的因素，从长远看又使清廷最高层具有一种不稳定的因素。慈禧和奕訢之间在达成某种默契的同时，也潜伏着一种难以消除的权力矛盾。直至1865年，慈禧太后以奕訢不守礼仪之名，取消议政王名号，收回了相权。
1881年，慈安太后暴崩，慈禧太后得以一宫“垂帘”，独揽朝政。为进一步去除绊脚石，在1884年中法战争酣战之际，慈禧太后以奕訢用人不力为名将其逐出军机处，重新改组军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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