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整个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战史的人士都会注意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这就是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在整个甲午战争历次海战中的表现不仅大失水准，令战前对它寄予厚望的全国上下大大失望;而且，在整个战争的历次海战当中，这支舰队的高级军官中真正像“经远”舰管带林永升、“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超勇”舰管带黄建勋、“扬威”舰管带林履中那样战死在海上战场的将领虽不乏其人，但相当一部分人都是在威海卫军港被日本海陆军包围以后，才迫不得已地选择了“自杀”的方式，作为对这个国家、这只舰队和自己的一个最终的交代。

　　而且，倘若从这些北洋海军高级军官的自裁方式进一步深究下去的话，则显然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从而开掘出这支貌似强大的现代化海军的背后所隐藏的各种不那么阳光的东西。

　　首先，北洋海军的高级将官们既然会选择吞食鸦片的办法自杀，则似乎可以推论此物在北洋海军的官兵中并不罕见。至于军中官兵的手中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鸦片?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解释：往好里说，可能是为了治疗疾病。大家都知道，适量的鸦片能缓解疼痛，因此，用鸦片治疗一些病痛，这在中国民间也是有其悠久传统的。北洋海军的官兵常年在外洋之上颠簸，难免不有个头痛脑热，用鸦片治疗疾病，也在情理之中。

　　而往坏里说呢，恐怕就只能被解释成用来“吸食”了。按照欧洲海上列强的海军标准建立起来的现代化的北洋海军的将领里面，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在英国等国家留过学、喝过洋墨水的精英人物。在这些人里面竟然存在着许多喜好吸食鸦片的“瘾君子”，这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不好理解，但仔细研究却也极为“正常”。因为只要不是极端护短的话，我们就应该承认，吸食鸦片的嗜好原本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大“发明”。而且，根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先生的观点，中国人嗜好鸦片、把鸦片改造成吸食之用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明朝的万历年间。有资料表明，堂堂的万历皇帝明神宗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鸦片皇帝”。这个家伙在朝48年，竟然因为吸食鸦片而长期不上朝理政，终使国是日非，江河日下。由于中国人中存在着数量庞大的“瘾君子”人群，以至于让后来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瞄准了这个“商机”，于是大批量地将鸦片输入到中国境内，并由此而引发了那场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鸦片战争。

　　北洋海军成军于1888年，此时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也才不过40多年的时间。而且，由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起到将鸦片完全禁绝的作用，因此，舰队官兵中仍然存在许多“瘾君子”并不奇怪。

　　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例证是，当日本人从陆上和海上包围了威海卫军港之后，担任“广甲”舰(此舰原属广东水师，在黄海大海战中有临阵逃跑的恶劣记录)管轮的卢毓英和“定远”舰枪炮大副沈寿堃，因为害怕军港一旦被日本人占领而受辱，赶紧匆忙上岸，在街上花一枚洋钱买回了二钱烟土，准备到时以此物自裁。但是，当两个人把烟土买了回来之后，眼看着馋人的烟土，两人旋即又改变了注意，决定还是先把烟土抽掉再说。于是，哪管什么强敌在侧，覆灭在即，两人就这么在舰上喷云吐雾，做起“活神仙”来，端的是一种“世纪末”的做派。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卢、沈此事载于当事人卢毓英自己写的《卢氏甲午前后杂记》中，应当不存在夸大和造谣之嫌。

　　而从卢氏自己的这段“自白”中，我们也隐隐地可以看到如下两点容易被人所忽略的信息。

　　一、当年，在威海卫军港周围的市场上是能够很容易地买到鸦片烟的，而且还可以用“洋钱”买到。那么，究竟是什么人会用“洋钱”卖鸦片呢?答案肯定不是那些古朴憨厚的胶东百姓，而只能是那些见多识广，经常在亚洲各地四处游弋的北洋海军的官兵们。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当时北洋海军官兵的吸食鸦片可能并不是什么秘密。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堂堂的提督大人丁汝昌的眼皮子底下，会存在这么一个公开的鸦片交易市场。

　　二、卢、沈二人能够想到用鸦片自裁，一定是对鸦片的属性极为熟悉。否则，对于一个根本不熟悉鸦片的人来说，即使让他想破了天，恐怕也不会想到这样的自裁办法。于此可证，这两个人平日大概就是地道的“瘾君子”，也只有“瘾君子”才能在购买回鸦片后，被发作的毒瘾冲昏了头脑，而把本来用于自杀的鸦片吸掉拉倒。这两个“大活宝”是如此，以此类推，包括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内的一些靠吞食鸦片自杀的北洋海军将官的情况，大体上也应该是如此。像这样一支高级将领中满是“瘾君子”、动辄就要抽上一口“过把瘾”的舰队，即令是舰船等硬件再先进，实际上，也是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战斗力的，必然会像其缔造者李鸿章在事后所总结的那样只是一只“纸糊的老虎”，一旦遇到日本这样强大的对手，就只能在威海卫军港束手投降。这结果看似无情，实则是有着很大的必然性。

　　撇开“鸦片”这个因素不谈，即使是就事论事，北洋海军某些将领的自杀，事实上也是极不负责的自私行为。自然，对于军人来说，光荣的“战败自杀”是必须在“战斗”之后、力竭之后而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举动。军人大凡真的有种，真的想为国家利益贡献出生命，其死亡的地方应该是在战场上，而不是在后方的营垒中。倘以这个更为苛刻的标准来衡量的话，那么完全可以说，北洋海军这些将领的自裁行为，显然和“英勇”、“壮烈”等境界还是有着微妙的差别，更多的恐怕只是被逼无奈之下的“不得不如此”而已。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北洋海军在威海卫的覆灭并非是“力竭”之后的结果。经过1894年9月17日午后的黄海大对决之后，北洋海军虽然损失惨重，丧失五舰，但是舰队的主力舰、令日本人闻之色变的铁甲战舰“定远”和“镇远”仍然岿然不动，战斗力依然强劲。而与此同时，日本的联合舰队并没有捞着太大的便宜，舰船也是损伤严重，实力大减。所以，唐德刚等历史学家才说这场海上大战中日双方其实是打成了平手。因此，对北洋海军来说，此时正宜立即整合剩下的有生力量，抓紧时间修理好受伤的战舰，主动寻找机会与日本的联合舰队决一雌雄。

　　像丁汝昌之流的官场老手是不会不清楚自己在兵败之后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的。既然横竖是死，那么与其像方伯谦那样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一刀枭首，还不如由自己先行了断来得稳妥和痛快。更何况是依靠吞食鸦片这种慢性自杀的方式呢!所以，对于北洋海军里像丁汝昌这样的指挥官来说，他们的选择自杀和通常意义上的军人自杀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说得难听一点，也就是通常说的“畏罪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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