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确有一些皇帝生前退位,选择“内禅”,即把皇位传给家族成员。古代的内禅并不多见,但令人惊异的是,两宋之际尤其频繁。这一时期,不到七十年的时间里就有徽宗、高宗、孝宗和光宗四位皇帝五次内禅。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生前退位呢?

　　退位避兵燹:徽宗与高宗的内禅

　　宋徽宗的退位发生在宣和七年(1125年),他仅四十余岁。当时,金兵大举侵宋,兵锋逼近开封。宋徽宗欲南下避乱,于是打算命皇太子任开封牧,留守东京,抵挡金人。也就是说,他最初的本意并不想内禅放弃皇位。

　　《宋史?李纲上》中记载李纲对此表示异议,他对大臣吴敏表示,巨敌猖獗,形势凶险,皇帝必须传位给太子,才能使太子以足够的权威、名正言顺的位号,号令天下、招徕群雄,保存社稷。李纲最后说:“肃宗灵武之事,不建号不足以复邦,而建号之议不出于明皇,后世惜之。”这里引唐玄宗西逃入蜀、肃宗在灵武自行即位的故事,指出皇帝如不主动传位给太子,将会面临两重难题:第一,太子不即位,则威望不足以维持大局,难以拯救国家。第二,太子如果想维持大局只能自行即位,那时内禅之议,就不再是皇帝主动与自愿的了,将使宋徽宗如唐玄宗一样,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李纲的提议与部分大臣取得了共识,这也成为宋徽宗决定内禅的关键原因。于是,徽宗“内禅,以道君号退居龙德宫”,没多久就仓皇南逃。

　　命运仿佛跟宋徽宗开了一个玩笑。金兵围攻开封未果,于是撤军,旋即徽宗北归。可不久之后,金国再次侵宋,这次直接将徽、钦二帝虏走。内禅没有使徽宗避开兵锋,堂堂数十年太平天子,沦为金国阶下之囚。

　　徽、钦二帝被虏走之后,徽宗第九子赵构即位,是为宋高宗。高宗一生充满戏剧性,单是内禅就搞了两次。他第一次宣布退位时年仅二十余岁,完全出于被迫。建炎三年(1129年),南宋将领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诛杀了高宗身边的宠臣与宦官,形势一度非常紧张。苗、刘二人要求高宗逊位,传位给不到三岁的皇子赵敷,由高宗的伯母隆祐太后(宋哲宗的皇后)垂帘听政。高宗无奈答应退位,搬出宫室,居于显忠寺。大臣张浚联合吕颐浩、张俊、韩世忠等人整军勤王、起兵平叛,苗傅、刘正彦迫于压力,为自保计,又请赵构复位。于是,在仅仅退位二十几天之后,高宗又重登帝位。由苗、刘主导的此次内禅近乎闹剧,他们二人最终也没逃脱被诛杀的命运。

　　时隔三十多年后的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高宗再一次宣布退位,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养子,也就是后来的宋孝宗。与上次内禅不同,这次是完全自愿的。此时高宗仅五十余岁,年富力强,为何要退位呢?一个重要因素在于,高宗与当年的徽宗面临极其类似的境况,即金国南侵的威胁。刚刚在前一年,金国皇帝完颜亮举全国之力南下攻宋,高宗欲出海避敌,被臣下劝止,勉强决定亲征。在南宋军队的拼死抵抗下,金国军队并未取得什么进展。后来金国后院起火,完颜亮死于兵变,金军无功而返。尽管局势渐趋缓和,但此次战事意味着此前宋、金之间的和平协议“绍兴和议”成为一纸空文,两国关系处于悬而未决的战争状态。这不得不使高宗心有余悸。国事纷繁,他已无心收拾。若金人再次南下,他以帝王之尊弃国避敌,将为士大夫阶层所不耻;但退位之后,以太上皇的身份避敌,则顺理成章。对险恶局势的忧惧,对繁重国事的倦怠,使得高宗决定内禅。他的禅位御札上有这样的文字:“(自己即位以来)惧不克任,忧勤万机,弗遑遐逸,思欲释去重负,以介寿藏……”

　　除此之外,何忠礼等学者还指出了高宗内禅的其他因素。一来是保证政权顺利交接的需要。孝宗不是高宗的亲生儿子(高宗独子早夭,后来终生无子),甚至不属于太宗一脉,而是太祖赵匡胤的后裔。

   可以说他与徽宗一系的血缘关系极其疏远,从出身而言,他继承皇位不具有多少天然正当性。若待高宗驾崩之后即位,难免会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生前内禅,高宗至高无上的权威可以保证政权的顺利交接。另外还有施恩孝宗的需要。孝宗已三十六岁,年届不惑,就算此时身登大宝,他已接近两宋诸帝里即位年龄最大的皇储。若待高宗去世,孝宗将垂垂老矣,届时再去登基,难免对高宗心存怨怼。

　　宋高宗退位后,又当了二十几年太上皇,到八十一岁时才去世。他的去世,间接引发了又一次内禅:孝宗内禅。

　　老爸去世引发的退位:孝宗与光宗的内禅

　　淳熙十四年(1187年),高宗去世,孝宗非常悲伤,决定为养父守丧三年。守丧三年的行为对于帝王来说并不多见,徽宗去世时,高宗仅为父亲服短丧二十七天。可以说,孝宗是极其恪守古礼孝道的。但守丧没多久,孝宗就萌发了退位的想法。

　　按照余英时的说法,孝宗退出政治舞台,分为“三年之丧”、“太子参政”、“内禅”三个步骤。他先让太子参决朝政,自己部分退出政务;最后宣布退位,传位于光宗,自己则“居丧尽礼”,彻底退出政务,并一心服丧。孝宗对高宗极端的“孝”,以及对专心服丧的心理需求,是人们对孝宗内禅原因的一般看法。但余英时还分析出罕为人知的一面,孝宗一直志在“恢复”,而高宗喜好“议和”,加上成长过程中的一些其他因素,孝宗潜意识里一直是对高宗有不认同和反抗情绪,这导致孝宗在晚年做出了两种看上去相反的举动:一方面进行了完全违背高宗平生意愿的政治更改;另一方面又服丧三年,以“居丧尽礼”并内禅退位,极端尊重孝道。余英时认为,孝宗对高宗的反抗与不认同,以及对高宗的报恩尽孝之心,都是真诚的,而潜意识中的对父亲的叛逆又带了“内有惭德”的感觉,即“未觉识的罪感”,这又导致孝宗对自己的自责,并以极端的方式要求自己居丧行孝,甚至内禅退位。这种潜在的负罪感尽管不是导致孝宗一系列行为的全部原因,却是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孝宗内禅时,太子已经四十多岁,已属“高龄太子”,等皇位等得几乎不耐烦了。《四朝闻见录》中记载,太子向孝宗表示自己胡须已白,试探父亲是否有内禅的意向。及时禅位,也算是满足了儿子的心意。对父之孝,对子之慈,在孝宗身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说孝宗内禅是因为对父亲过于“孝顺”,那么接下来的光宗内禅,可以说是因为他对父亲过于“不孝”。

　　孝宗禅位之后,居于重华宫。按惯例,作为儿子的光宗应该经常去看望父亲,但他在即位一段时间之后,就绝少“朝重华宫”,甚至大臣苦谏也不听从。这在传统中国是极大的不孝。更有甚者,在孝宗病重期间,光宗也拒绝侍疾,甚至不想在父皇临终前去见最后一面。很多材料记载,光宗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患有“心疾”,即某种精神性疾病。

　　余英时在分析光宗心理时认为,孝宗虽然退位为太上皇,但他在光宗身上,过多地寄托了自己“更改”的政治理想,无形中给光宗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压力。这成为光宗极力避免参拜太上皇的因素之一。在这个过程当中,走向精神崩溃,也是光宗的必然结局。

　　最让士大夫阶层无法接受的是,光宗竟然拒绝主持父亲的葬礼。正如美国学者贾志扬所言,主持葬礼是父权国家的重要职能。皇帝不执父丧,将造成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果然,中外震惊,宗室重臣赵汝愚联合外戚韩侂胄等人禀请太皇太后(宋高宗的皇后)垂帘听政,以太皇太后的名义命皇子即位,也就是迫使光宗内禅。其间,赵汝愚还提到光宗此前在御批中曾有“历事岁久,念欲退闲”的文字,以证明光宗早萌退志。这就为此次内禅加了一层“自愿”的文饰。

　　最终,绍熙五年(1194年)“太皇太后以皇帝疾未能执丧,命皇子嘉王即皇帝位于重华宫之素幄”。新皇在祖父灵前登基,这说明:光宗的内禅,最实质的部分是在父亲的葬礼上完成的。

　　皇帝退位为何多发生在两宋之际?

　　北宋的倒数第二个皇帝和南宋最初的三个皇帝都进行了内禅,这不得不让人疑惑:为何“两宋之际”成为皇帝退位的频发期?这一时期的时代背景究竟有何特殊之处?

　　两宋之际时代背景的首要特征就是战乱动荡。时代的特殊性降低了皇权的有效性,给皇帝的命运带来了强大的不确定性。对命运不确定性的克服一直是人类美好的理想追求。古代皇帝不愿意退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传统社会,只有九五之尊的皇帝才能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面临最少的不确定性。否则,哪怕贵为宰执、宗室,也将面临“伴君如伴虎”的忐忑与困境。然而这只是指和平时期。在动荡的时局里,帝王的命运可能会面临更强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位号也意味着责任,帝王承担着守卫家邦、保全社稷的重负。大敌来袭之际,他无法逃避,比布衣黔首更不自由,否则他必须面对士大夫阶层的汹汹物议。另一方面,在险恶的时局里,帝王往往成为敌人的首要猎物。宋高宗即位之初,金国名将完颜宗弼就曾发动过一次专门针对他的“斩首行动”。在那次行动里,金国军队把宋高宗从江北追到江南,从陆地追到海上,敌人“搜山检海”,场面极其惊险,高宗几乎被活捉。皇帝除了担心外敌,又要忧心内患。在纷乱的局势中,不壮大军队无以自保,但军队壮大后,又担心诸将尾大不掉,架空朝廷,甚至江山易姓。当皇权有效性被降低时,这种焦虑更为强烈。总体来说,时局的艰危,为皇帝带来了巨大的命运不确定性,这成为这一时期皇帝频繁退位的重要原因。

　　另外,国与国的对峙,主战与主和的纷争,“恢复”与和议之间的冲突,战争与和平的不同抉择,也造成了帝王家庭内部父子之间政治理想的分歧。认同“恢复”的宋孝宗与宋高宗之间存在潜在冲突,而宋光宗也无意承担父亲寄予自己的政治厚望,政治理想的冲突带来严重的心理负担,严重的心理负担又造成了孝宗极端的“孝”与光宗极端的“不孝”,这也成为他们生前退位的原因。而这个原因链条的起点,恰恰也是时局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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