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玉是康熙留下来的重臣，更得雍正重用。可以说，他和怡亲王允祥是雍正的左膀右臂。虽然史上张廷玉并非雍正的首任领班大学士，但他是在雍正朝急剧高升的第一人。雍正弥留之际，特地“遗诏以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命他日配享太庙”(《清史稿·张廷玉传》)，以防后继之君打压先帝之臣。

　　乾隆确实不待见张廷玉，让书生意气的张廷玉心灰意冷。当他告病退休时，乾隆恩威并施，说：“卿受两朝厚恩，且奉皇考遗命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张廷玉一再乞求，乾隆仍是不允：“为人臣者，设预存此心，必将漠视一切，泛泛如秦、越，年至则奉身以退，谁复出力为国家治事?是不可以不辨。”

　　乾隆对张中堂不友善，时不时玩动作，一边续聘张廷玉为首辅掌机要加三等伯爵;一边挖苦张廷玉“以缮写谕旨为职”，“毫无建白，毫无襄赞”，“不过因其历任有年，如鼎彝古器，陈设座右而已”。

　　在乾隆眼里，张廷玉不过一个写写文书、抄抄上谕的高级文案而已。

　　难道这位贯穿雍正朝始终极其受重用的一代名相，张廷玉真的只是抄写高手吗?

　　雍正重用张廷玉，程度至极。他不但让张廷玉长期任首辅大学士和领班军机大臣，还在十一年将刚考中进士的张家长子张若霭直接选入南书房，出任礼部尚书。

　　不能否认，张廷玉得以雍正如此优待，有些裙带关系。康熙二十二年，胤禛六岁进南书房，跟从张英学习四书五经，向徐元梦学习满文。张英就是张廷玉的父亲，也就是说雍正和张廷玉是师兄弟关系。

　　也正是有着这层关系，雍正打击政敌兄弟，师兄张廷玉始终不说不，而且坚定不移地出谋划策。故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康熙弥留时为防止新君即位遭兵变，和张廷玉对隆科多演了一出请君入瓮的厚黑戏;老八搞所谓八王议政向雍正逼宫，张廷玉临危救驾，一番翔实的史料分析，大气凛然地击溃了八王议政的假把戏啊。就是其弟张廷璐被设计为科场舞弊案的主犯，也是张廷玉大义灭亲、临场观刑，大大地支持了雍正!

　　雍正整顿吏治、推行新政，张廷玉“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从不说不。

　　而在历史上，张廷玉确是一个理财辅政的大才。

　　士为知己者死，皇帝给了臣子最大的殊荣，臣子报以皇帝最诚的业绩。

　　一、社会维稳

　　康雍之交，大批流民涌至浙闽赣粤边界深山老林搭棚居住，垦山种植，呼朋引类，生息日久，人员愈多，既不可驱令回籍，又不听编入县册。偶遇年谷不登，辄结党盗窃，为地方之害。张廷玉闻知此事，立即向雍正帝奏报，折中建议，妥善处理，对朝廷区分匪党、安抚流民、选贤任能、收服民心及实现社会安定，无疑起到了防患民变的实效之功。

　　二、制度建设

　　清初袭前明旧制，官员有事报告皇帝，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题本盖印，奏本不盖印。这两种文书都是公开的，不利于下情上达，且题本办文程序繁琐，容易泄密。张廷玉把奏折制度化，重要的事务，地方官员都先撰拟奏折，经过皇帝朱批，认可之后才写题本作正式报告。但奏折中的朱批内容，不得写入题本。题本由此成为官样文章，奏折代替了原来题本的作用，成为主要官方文书。这一制度坚持到清末。

　　张廷玉为保证奏折的内容不致泄漏，给朝廷订立了一整套保密制度，使奏折制度更加完善。这种官方文书制度被确立下来，不仅方便了朝廷政令的推行，而且关乎着君臣间权力的分配。

　　三、襄赞军机

　　《清史稿·张廷玉传》记载：雍正“八年，上以西北用兵，命设军机房隆宗门内，以怡亲王允祥、廷玉及大学士蒋廷锡领其事。嗣改称办理军机处。廷玉定规制：诸臣陈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内阁拟旨;要事用摺，自奏事处上，下军机处拟旨，亲御朱笔批发。自是内阁权移于军机处，大学士必充军机大臣，始得预政事，日必召入对，承旨，平章政事，参与机密”。

　　雍正八年，长期和清廷对抗的蒙古准噶尔部煽动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及西北各族反清，雍正决定出兵征讨。因战事紧急，军令需要迅速处理和严守秘密，即令在隆宗门内设立军机房，嗣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

　　张廷玉就军机处的性质、官职、职能、纪律等方面，都作了严格规定：军机处参予官员奏折的处理和谕旨的撰拟;军机章京负责誊写、记档及日常工作;军机处设《存记簿》，“奉旨存议”事务，一律登记;“密事有件”，密封存档，届时拆阅办理等。这一整套严密的规章制度，不仅加强了皇权统治，避免了政出多门以及失、泄密现象的发生，而且更重要的是统一了办文机构，保证了档案的齐全、完整与安全，为利用和编撰方略(志)提供了方便。

　　注意啦!《雍正王朝》中的军机处，没有了蒋廷锡，增加的廉亲王允禩和隆科多。事实上，军机处于雍正八年才设置，而允禩死于雍正四年九月，隆科多死于雍正六年六月。军机处设置时，允禩和隆科多早就死了。

　　四、整顿刑律

　　康熙晚年被诸子夺嫡弄得筋疲力尽，留给雍正的朝局外强中干，吏治松弛，政治不清，国库空虚。

　　张廷玉以大学士兼尚书，先后掌管礼部、户部和吏部，继续他在原任吏部左侍郎的风范，坚决摒除请托行贿之风，严惩了奸胥滑吏，是贪官蠹虫敬而生畏的“张老虎”。

　　他以身作则，即便是儿子看他喜欢一幅画，擅自要来，挂于书法，被他看到当即发怒辞退。

　　他身居要职数十年，却“门无竿牍，馈礼有价值百金者辄却之”。凡别人馈送之礼，价值超过百金则拒绝。就连雍正顾念张廷玉生活清苦，赏银两万两，张也不敢收。雍正说：“汝非大臣中第一宣力者乎!”

　　张廷玉对于清朝刑律整顿与改革，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清史列传·张廷玉传》记载，张廷玉于雍正“十一年三月，条奏：‘慎刑二事：一、各省人犯，罪重收禁，罪轻取保。独刑部遇各衙门送犯，不论事情大小、罪犯首从，俱收禁，致累无辜。请敕议送部人犯，分别收禁、取保，定例遵行;一、刑部引用律例，往往删去前后文，止摘中间数语，即以所断之罪承之;甚有求其仿佛，比照定拟者，高下其手，率由此起。都察院、大理寺同为法司衙门，若刑部引例不确，应令院寺驳正，不改即行题参;如院寺扶同朦混，草率行事，一并处分。’”张廷玉奏改刑部滥禁、滥引律例之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很快得到了雍正的反应，“命九卿议行”。

　　至于雍正推行的摊丁入亩、耗羡归公、养廉银和改土归流等制度，张廷玉都是最坚决的执行者和推动者。所以，雍正认为张廷玉“自简任纶扉以来，只遵朕训，仰体朕心，懋著忠勤，恪恭奉职”，“赞襄机要，公正无私，慎重周详，事事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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