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杨坚篡夺北周帝位，建立了隋朝;589年，隋朝出兵平陈，统一了中国，617年，隋朝被李渊建立的唐朝取代。前后三十七年;如果从统一全国算起，则不过二十九年。

　　中国历史上，由分治而被一统的王朝，有秦的结束战国诸雄、西晋的结束三国、隋的结束南北朝、宋的结束五代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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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当中，秦、西晋和宋，都经历了“统一-分裂-统一”的循环。“五胡乱华”以后，晋室南迁，相继为宋齐梁陈;北方则是五胡十六国、北魏以及东魏-北齐、西魏-北周。

　　虽南北分治，但并非由“统一到分裂”。这有些像宋以后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部族的对抗(只是这时所谓“中原王朝”的版图已退至江淮以南，而北方的游牧部族所控制的区域南下到了黄河流域)。

　　但又不同于蒙元、满清那样以“异民族”的姿态、摧枯拉朽般整合东亚大陆的“统一”方式。五胡十六国，特别是此后的北魏。

　　因长期占据黄河流域这一“中原”的核心地带，及其深入的汉化，自认为具备了与江淮以南政权争正统、争正朔的政治、文化资本，从而又具有了传统的“从分裂到统一”的政治色彩。

　　隋帝国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那么快就被推翻了呢?

　　535年，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9年，隋朝征服了陈朝，统一了中国。

　　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本属“同根”，但长期的征伐，使双方有强烈的敌意。这种敌意，并没有随着北周吞并北齐而减弱。

　　相反，北周以征服者的姿态，歧视原北齐控制的所谓山东之人，称其为“机巧奸伪，避役游惰”之民。这就是《隋书·食货志》所称的：“是时山东尚承齐弊，机巧奸伪，避役游惰者十六七。

　　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赋。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

　　对北齐社会的高层，也采高压态势，牟发松《旧齐士人与周隋政权》(《文史》2003年第一期)已多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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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陈后，隋对南方也采取高压政策。时苏威受命巡抚江南，《北史·苏威传》称：“江表自晋已来，刑法疏缓，代族贵贱，不相陵越。

　　平陈之后，牧人者尽改变之，无长幼悉使诵五教。(苏)威加以烦鄙之辞，百姓嗟怨。使还，奏言江表依内州责户籍。

　　上以江表初平，召户部尚书张婴，责以政急。时江南州县又讹言欲徙之入关，远近惊骇。饶州吴世华起兵为乱，生脔县令，啗其肉。

　　于是旧陈率土皆反，执长吏，抽其肠而杀之，曰更使侬诵五教耶。”当地民众这场规模不小的武装反抗，终被镇压。

　　周隋攻灭了北齐、陈朝，建立了统一的帝国，由地方政权变成了全国性的中央政权，但是，在政治理念上，却没有随着版图的扩大而扩大。

　　没有同时完成“地方政权中央化”的历程。强迫原北齐、陈朝的上层人物入关，并不是为了扩大统治基础，而是旨在控制。

　　中下层人士想入仕，却遭到排挤。仍旧以一个地方人物为中心、以一个地方政权的心态，来控制一个全国性的政权，这是当时政治上的一个主要问题。

　　统一全国十五年之后的604年，隋文帝死，其子杨广即位，是为历史上著名的隋炀帝。

　　隋炀帝在位不足十五年，以618年他在江都遇害为标志，隋帝国实质上已结束了。

　　隋文帝统一全国后执政的十五年，没有能完成关中地方政权的中央化，那么在隋炀帝执政的十五年，是否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付诸解决呢?

　　604年七月，隋炀帝即位于仁寿宫。十一月到洛阳，“发丁男数十万掘堑，自龙门(今山西临汾河津)东接长平(今山西高平)、汲郡(今河南汲县)。

　　抵临清关(今河南延津)，度河，至浚仪(今河南开封)、襄城(今河南临汝)，达于上洛(今陕西商县)，以置关防”(《隋书·炀帝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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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围东都洛阳一圈，掘堑、设置关防。营建东都，政治中心东移，说明隋炀帝有“关中政权中央化”的意识，但仍然是自设关防、设关自固的思维。

　　这实际是将关中的“关”向东扩大而已。与此相关的，就是疏通运河，以东都为中心，西北抵涿郡(今北京)，东南到江都(今扬州)。

　　加强了关中与山东、江淮的沟通和联系，以促进在政治地理意义上的联为一体。

　　当然，他的几次巡行和耀兵，都是通过威慑而旨在加强对久与关中为敌的山东、江淮，特别是对山东的控制。

　　我们再通过《隋书·炀帝纪》来看一下他在位十五年的行程。

　　605年八月，幸江都，606年四月返东都。

　　607年四月至八月，沿黄河西岸，北上至榆林，入楼烦关，至太原，返东都。

　　608年三月至八月，至五原，祠恒岳，返东都。

　　609年二月，自东都返京师。三月，巡行陇右，沿洮河西上，在今刘家峡附近渡黄河，至今青海乐都;经祁连，至张掖，九月入长安。十一月幸东都。

　　610年三月，到江都。

　　611年二月，自江都乘船，经通济渠，北上涿郡，准备攻打辽东。612年正月，大军集涿郡，七月失利班师，九月至东都。

　　613年二月征兵讨高丽，四月至辽东，六月发生杨玄感之变，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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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年二月，议伐高丽，三月至涿郡，八月班师。十月至东都，还京师，十二月又至东都。

　　615年五月，至太原，避暑汾阳宫，八月至雁门，被突厥围，九月围解，十月返至东都。

　　616年七月，到江都。618年三月，被宇文化及等杀。

　　他即位后，在长安呆的时间极少。除巡行外，他主要是在江都和东都。进攻高丽，是他执政期间的一个转折点。

　　自此，山东民众，即所谓“山东豪杰”开始暴动。613年，伴随着民众暴动的扩大，作为统治集团的高层人物，杨玄感起兵反叛。

　　这一年，隋朝政治急转直下，以615年隋炀帝被围雁门为标志，隋帝国的控制力大为减弱;次年隋炀帝到江都。最后的两年多时间，他一直呆在江都。

　　隋炀帝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攻打高丽，一直是学界众说纷纭的一个话题。按理说，高丽并没有对隋帝国构成实质性的危害。

　　对隋帝国构成实质性威胁的突厥，隋炀帝倒很理性，采取的是守势。我们认为，结好突厥，是为了震慑高丽;而攻打高丽，是为了威慑河北和河东。

　　607年、608年他两次巡行河套地区，612年、613年、614年三次攻打高丽，其真实的政治目的，始终是针对河北和河东。

　　河北、山东一直是成为中央政权却仍固守“关陇”地域性的隋王朝的假想敌。这既与关中的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的长期征战有关。

　　也与隋文帝杨坚控制北周政治、尉迟迥起兵于邺(今河南安阳北)，炀帝即位、其弟汉王杨谅起兵于并州(今山西太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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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尉迟迥起兵，“北结高宝宁以通突厥，南连陈人，许割江淮之地”(《北史·尉迟迥传》)。尉迟迥起兵是在河北，但隋文帝颇以绛、汾为忧。

　　“尉迥之作乱也，高祖忧之，谓(韦)世康曰：‘汾、绛旧是周、齐分界，因此乱阶，恐生摇动。今以委公，善为吾守。’”(《隋书·韦世康传》)汉王谅起兵时，他的两位重要谋士是南朝梁的大将王僧辩之子和陈将萧摩诃。

　　王氏劝汉王说：“王所部将吏家属，尽在关西，若用此等，即宜长驱深入，直据京都，所谓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害据旧齐之地，宜任东人。”

　　(《隋书·文四子杨谅传》)无论正方、反方，都是从区域政治的对抗着眼来思考问题，利用或防范的，都是关东和江淮，尽管也许这种区域对抗在当时的实际政治生活中，并没有当事人想象得那么严重、那么大。

　　对隋朝短命的认识与理解，亦复如此。这也多少印证了那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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