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天印迷恋狄仁杰50载，从迷恋到研究，自费寻访狄仁杰曾走过的地方，搜集整理了大量有关狄仁杰的珍贵史料，并即将完成30万字的传记文学《狄仁杰传》。他所说的这有关狄仁杰的一切都是有根有据，有理有证的，这位传奇神探其实更是一位值得敬仰的廉吏能臣。廉政在任何时代都需要。在郭天印看来，廉洁是手段，勤政才是目的。官员拥有统筹规划，治理一方的权力，就有为那里的老百姓造福一方的责任。
作为官员，两袖清风是人格的保证，为官的底线;造福百姓，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是为官的根本。也就是说，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无论个人如何清廉，都算不得是好官清官。郭天印说，狄仁杰恰恰就是一位即清廉又足智多谋、勤勉为政的能臣廉相。狄仁杰20多岁在太原当法曹参军，当时太原城里的最高长官蔺仁基就给出了：“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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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断不是小说传奇堪称史上最牛法官
既然，大家更熟知狄仁杰断案的神奇，那么，历史上狄仁杰是否真的如此神断呢?让我们来看一个数字。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6年)，狄仁杰任职于中央最高司法机关大理寺，担任大理寺丞，负责审理来自全国的大案要案。狄仁杰刚一到任就发现大理寺所设的监狱里已经再也塞不进人了。
办公桌上更是积案如山，几年前的案子都还未曾审理。狄仁杰压根没有去关注其余几位同事异样的眼神和议论，埋头处理积案。而那些堆积了几年的疑难案件在他手里也如砍瓜切菜般，一年时间竟把所有积案审理完毕。这案子有多少?没人记载，但其涉案人数可有准确记录——一万七千人!
更牛的是这一万七千人在结案之后竟无一上访!无一申诉!无一喊冤!倒是到大理寺为狄大法官送匾喊青天的来了不少。不服不行，神断狄仁杰那真不是小说杜撰。正是由于狄仁杰在大理寺的杰出表现，年末官员测评时，他的上司张文瓘给他评了个“中上”。这个评级被朝廷派来大理寺审查官员政绩的宰相刘仁轨看到了，问也不问就把这个“中上”给划掉，改为一个更下层的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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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位赫赫有名的将军宰相觉得一个刚刚当了一年的法官，居然就能评“中上”有点太破格了，事实上，一般来说，似狄仁杰这样的新人，给了中下也蛮不错的了。然而，对于刘大宰相的这个更改，同是宰相的张文瓘不干了，便去找刘仁轨说理。当刘仁轨知道“一万七千”这个数字和其中所包含的意义后，也觉得不可思议，对这个年轻人的敬佩不禁油然而生，最终大笔一挥，将那更改过的级层再次更改，定为“上下”，比原先的“中上”还提高了一个级别。
自己不贪财不算啥,反腐反到皇帝头上
说狄仁杰断案如神，其实狄仁杰的医术更神。早年，就在狄仁杰赴长安参加科考的路上，在华山脚下恰遇有人求医。有一富家小儿鼻子上长了瘤子，几乎遮住了眼睛。家人遍求天下名医，不得而治，无奈只得在大路边插起“丝绢两千匹”的重赏招牌，以图碰碰运气。狄仁杰路过此处，仔细察看一下那病人，便自报家门，说自己能治。
说着便取出随身所带医疗器具，闪闪银针，等到几针下去，不过多久，这瘤子还真没了。病治好了，狄仁杰上马便走，急着要赶自己的路。而那病人家长则一定要支付原先招牌上所定两千匹丝绢以做疗费犒赏，因为，在他看来，这么大的事，不能失信于人啊。然而，狄仁杰一口拒绝，说自己不是靠医术挣钱的，只为治病救人而已。
要知道，两千匹丝绢，如果在今天，折合成人民币的话，大约是三百多万啊!这可是正当报酬，不是额外红包。但对狄仁杰来说，那就真是视金钱如粪土了。当然，这件事充其量只是狄仁杰清廉一生的一个标志，而狄仁杰自从踏上仕途到官居首席宰相，终其一生都保持了清正廉洁。更有甚者，这位清官不仅洁身自好，还把反腐的工作做到了皇帝头上。
那是在狄仁杰担任御史的时候，御史台，在唐代这个地方就是专门给高官挑刺的地方，当然也包括挑皇帝的刺儿。作为御史的狄仁杰，所参的第一个人竟然就跟皇帝有关，而且可以说涉及的就是皇帝的腐败问题。那是公元675年，唐高宗和武后从洛阳回长安。
临走时安排当时分管全国农业的司农卿韦弘机把洛阳的皇宫装修一下。高宗也知道那帮御史不好对付，从国库里拿这一大笔钱肯定是要惹麻烦的。于是，不仅不给钱，还反问韦弘机说，装修好点不多花钱，能行吗?而韦弘机也竟满口应承说，不用国库的钱，陛下您就放心吧，这事我肯定给您办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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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弘机认为自己办的是皇差，讨的是皇帝开心，就把历年来应该用在农业生产上的40万两黄金都挥霍到洛阳建皇宫了，不仅是豪装，还加盖了三座宫殿，又是造园林，又是修虹桥，可谓是极尽奢靡。韦弘机本想等皇帝嘉奖一番，不料却被狄仁杰参了一本，说他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想想也是，你那40万两黄金，不是国库的难道是你家里的?高宗并不想查办给自己办了这么大好事的韦弘机，可是当狄仁杰把韦弘机贪污腐败的证据呈上后，高宗马上就翻了脸，韦弘机贪污受贿，着即查办。这件事自然也就成了对那些专事阿谀逢迎之辈的一个教训。
不戴有色眼镜看人，百姓盖生祠敬狄公
人品好又有能力，做事处处维护老百姓的利益，这样的官哪个百姓能不说好。不光百姓说狄仁杰好，就连山上的土匪，监狱里的犯人，都非常敬重狄仁杰。唐高宗后期的时候，和吐蕃的关系开始恶化，西北尤其是岐州(今凤翔)一带，苛捐杂税，劳役兵患，民不聊生，有不少青壮年干脆上山当了“匪”。朝廷面对这一岌岌可危的状况，就把狄仁杰派到岐州当救火队长。面对当地极差的治安状况，狄仁杰却不带一兵一卒，只身前往歧州上任。
到了歧州，狄仁杰干了一件更疯狂的事，他跑到监狱里，居然把官兵抓回来的“土匪”全给放了。狄仁杰对这些人说，你们都是大唐的好子民，愿意回乡，政府会给路费;愿意留下当兵，现在就发三个月军饷;大家还可以给那些还在山上当土匪的亲戚朋友捎个话，只要放下武器，好好耕田，政府既往不咎，如果执迷不悟，依然占山为匪，则朝廷的剿匪大军决不轻饶。不到一个时辰，监狱空了。此地猖獗的“匪患”不到半个月无影无踪。就连屡屡犯边的吐蕃，都不敢轻易再来。
如意元年(公元692年)狄仁杰由宰相被贬为彭泽县令。但狄大宰相完全没有埋怨，而是一到彭泽就实地走访民情，针对当地成年大旱的情况，开仓放粮，救济百姓，解决了民生问题。紧接着，作为地方官，面对当地监狱里人满为患的状况，狄仁杰又动开了有关治安的脑子，他先是查看卷宗，发现那关在监狱里的居然大多是因为小偷小摸，打架斗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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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把这些人叫过来后，挨个教育，然后让他们留下自保文书就都释放了，监狱一下子清净了大半。等到过大年时，狄仁杰又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放剩下的300人回家，约定在指定日期自动返回服刑。这事做得险啊，反对的人自然很多，但已经掌握了所有这些“嫌犯”情况的狄仁杰却很自信，一个不留，把囚犯全给放了。要知道，一旦有那么几个犯人趁机溜了，狄仁杰自己是要吃官司的。
但事实是不出狄仁杰所料，到了约定的日子，犯人们除了两个没有如期归来，全都自觉返回监狱了。而那两个人，一人因江水暴涨，道路受阻，一人因母亲故去，未能及时赶回，延误两日后也都返回了。这300人，返回时居然还不约而同都带回了一包家乡的土，在监狱门口堆成了一个小土丘，后来彭泽人便在这土丘上为狄仁杰盖起了一座生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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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天印说，那时给活人盖生祠，可不是你想盖就盖的，那得报批。从县到州，再到朝廷，逐级上报，层层核实，以避免出现吹嘘浮夸。狄仁杰活着时，全国共有四处为其建了生祠。分别是当年的并州(今太原)、甘肃的宁州、江西的彭泽县、河北的魏州。这也足见狄仁杰的清正廉明既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又受到了民间的拥戴。
“纵观狄仁杰的一生，清明、无私、识人、多谋，是一个有大智慧的高人。也是一个值得当今的我们研究和借鉴的古人。”郭天印这么说，他迷恋狄仁杰五十载，正是在了解狄仁杰的过程中，被其人格魅力所折服，返过来，才下决心要为狄仁杰写书立传，把一个真实的狄仁杰，一个比之于“神探狄仁杰”更加真实，更加高大，更加可亲可敬的狄仁杰呈现于世人面前。假如让狄公穿越到现代，相信像他这样心中有阳光、做人有底线、为官有信仰、做事有谋断、心中无私欲的官员也一定会是深受百姓爱戴的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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