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4日这一天，气氛非同寻常。在押的300多名伪满和国民党战犯忐忑不安地坐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大礼堂中。礼堂中央悬挂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红色条幅分外醒目。
会场一片寂静，战犯们既激动又紧张，不安地望向谈笑风生的管理人员，他们手中握着的正是特赦名单中。
“爱新觉罗·溥仪!”
原本不停地在心中祈祷的溥仪先是一愣，而后慢慢站起，缓缓地走到主席台前。他伸出颤抖的双手，接过特赦通知书，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当溥仪转过身时，人们发现他早已是泪流满面。
所有人都没想到，第一个被特赦的竟然是这个末代皇帝。
其实，溥仪最该感谢的人是毛泽东，原本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但毛泽东却说：“要放，就先放‘皇帝’，我们共产党要有这个气魄。”
几天后，溥仪和同一批特赦的狱友们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平生第一次与老百姓们坐在一起，溥仪感到既兴奋又新鲜。新中国是什么样子的?未来的生活又会如何呢?正在他浮想联翩的时候，车上发生的一幕给了他最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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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姑娘突发阑尾炎，女教师坐火车带她赶往沈阳治疗。乘客们纷纷为她们让座，乘务员也连忙打电话请沈阳站的工作人员协助。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记录了这感人的一幕，并感叹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在今天也已变成了现实。”
1959年12月9日，溥仪走下了列车，几个兄弟姐妹早在站台上等候多时。
一声“大哥”，让溥仪心中五味杂陈。虽为手足，但在他的前半生中却从来没听到过这个亲切的称呼。那时，他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而这些弟弟妹妹则是臣服在他脚下的奴才。人生50多年，溥仪第一次体会到了普通人的家庭温暖。
回京不久，周恩来就在全国政协会议室接见了溥仪。周恩来问溥仪：“特赦后有什么打算，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溥仪说：“我对医学感兴趣，在战犯管理所的医务所帮过忙，所以我想当个大夫。”
周恩来却不赞成，风趣地说：“你就会改药方，非得给人家治死不可。”听了周恩来的话，大家都笑了。
1960年2月16日，溥仪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来到位于香山的中科院下属北京植物园参加劳动。行前，周恩来请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平杰三转达了几点意见：“下放劳动一年，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礼拜天可以休息。每两星期回城一次，可以自由活动，生活困难另外补助……”
据说，有人曾建议安排溥仪到故宫去劳动，周恩来不同意，他说：“故宫每天那么多游客，如果都来看‘皇上’，怎么办?”作为一国总理，周恩来为溥仪考虑得不可说不细。
对于溥仪的到来，植物园领导非常重视，大家对溥仪的态度也很友好。带着溥仪干活的冀绪英回忆，开始溥仪总是一声不吭，开生活会时也只是闷头作笔记，从不发言。直到很久以后，他的这种拘束感才慢慢消除，开始和同事们熟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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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待人随和，爱跟年轻人开玩笑，拍人肩膀时也特别使劲。卢思聪记得，一次小伙子们逗他讲清宫秘闻，溥仪说自已小时候爱吃春饼，有一回吃多了，两个太监就拎着他的胳膊往地上礅，说是帮他消化。溥仪讲故事时的样子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他自己也跟着畅快地笑起来。卢思聪说，溥仪从不忌讳谈清宫的事，但对日本人他却从来不提。
第一次面对独立生活，溥仪的糊涂和邋遢也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植物园研究员董保华记得，有一天傍晚，他突然看见溥仪在自己家周围转悠，一问之下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来溥仪晚饭后出门遛弯，走着走着就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另一位研究员范增兴则经常看到溥仪穿衣服扣错扣子。“我说他，他也不生气，哈哈一笑，说：‘我怎么这么笨啊!’”
不过，溥仪也有发火的时候。植物园附近住着很多旗人，一天，溥仪刚从公共汽车上下来，一些旗人忽然跪倒在他面前，还口称“皇上”!溥仪向同事们讲了这件事，非常生气地说：“解放都这么多年了，还来这一套!”
溥仪对于政治生活的热情，也是旁人无法想象的。1960年11月26日，溥仪随同事们参加了当地的人民代表选举。
那天，溥仪郑重其事地穿上了会见外宾时才穿的中山装，在与同事们一起投选票时，他甚至激动得落泪。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拿到了那张写着‘爱新觉罗·溥仪’的选民证，我觉得把我有生以来的所有珍宝加起来，也没有它贵重。我把选票投入了那个红色票箱，那一刹那，我觉得自己是世界最富有的人。我和6亿同胞一起，成了这块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主人。”
有人觉得不解，因为选举权在别人眼里太过平常了，但只有溥仪才知道这一张薄薄的选票对他意味着什么，它代表着新社会对他的认可。
一次，在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时，溥仪曾幽默地说：“我曾经做了4次皇帝。第一次是3岁时继承先人的皇位;第二次是1917年，张勋在北京复辟，拥戴我做了10天的皇帝。第三次是1932年，日本人在东北把我扶上了伪满洲国皇位;第四次当皇帝是在前年，我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获得了选举和被选举的全部权利。现在我同其他中国人民一样，是一个‘集体皇帝’。”
1961年初，溥仪结束了在植物园的劳动。之后，溥仪和第一批特赦的7个人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
在此期间，溥仪还闹出了不少笑话。溥仪当时住在机关大院东小楼下面的两间房屋内。当时在机关吃饭要换饭票，有一次溥仪来饭堂吃饭，因为他嫌算账太繁琐，就把自己的钱包往窗口一搁，对服务人员讲：“需要多少钱，你们自己拿，需要多少拿多少。”
溥仪在第一次乘坐公共汽车时也发生了一件趣事。那天，溥仪出门乘坐公共汽车，一心秉承“女士优先”的绅士原则，所以在上公共汽车时总是让女同志先上车。
司机以为他不乘车，将车门“啪”的一声关上，一溜烟儿开走了。溥仪这才着急起来，一边追一边挥手大喊，司机看见了才停下车，让溥仪上来。据说，这是那趟公共汽车营运以来第一次中途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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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转眼又过了3年，溥仪迎来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这一年，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几经修改终于付梓出版，同时他也成为了一名全国政协委员。1964年12月30日，溥仪手持红色封皮、印着烫金字的出席证，出现在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的大厅里，这是他第一次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会议。
此时的溥仪已是年近六旬的小老头，他害怕寂寞，爱开玩笑，爱和妻子逛北海、颐和园，最让他愤怒的是别人认为他没有改造好，如果有人将他看作是没有改造好的“皇帝”，他就会拂袖而去。
1967年，溥仪生了重病，卧床不起。对于这个世界，他还有太多的留恋和向往，临终的前几天，他曾拉着前来探视的朋友的手说：“我不该死得这么快!我还没有多做点儿事……”10月17日，溥仪因肾癌晚期在北京人民医院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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