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从当时文献的记载中可知，宴会所用的食品，以野猪、鹿等兽肉为主。比如《满文老档》中记载天聪六年(1632)“元旦”大政殿筵宴的规模是：每旗各设席10桌，用鹅5只，八旗共设80桌，鹅40只，加上总兵官以上的高级官员另设20桌、鹅20只，总共100桌。每桌备烧酒一大坛，共100坛。这还不包括皇帝、王公和蒙古贵族宴桌的数目在内。另一件档案中记载，崇德四年(1639)“元旦”大宴用了母野猪8头、鹿22只、狍子70只、酸奶烧酒20瓶，平常酒80瓶，茶24桶，算起来也是100只兽、100瓶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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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宫廷节令礼仪与民俗学的关系至为密切。满族民俗对清代宫廷节令文化有着深刻影响。不同的是，进入宫廷的满族民俗礼仪被穿上精致的外衣，赋予浓厚的贵族色彩。

　　满族民间隆重的春节习俗

　　满族民间极重视春节，在腊月里即开始操办，用黏高粱米蒸年糕、烙黏火烧。用一根木杆，以年糕的黏性，将几个纸条粘在脊檀上。然后把年糕摆在祖宗板前，烧达子香，全家磕头后围坐在大锅盖的周围吃年糕，以示追忆祖辈。

　　腊月十五之后，选一日宰杀年猪，以此猪祭祀祖先和已故亲人。年猪不许有杂毛，宰杀之前先用酒灌猪的耳朵，耳朵抖动了，意为祖先已领受了;如猪耳朵未动，全家人需跪地祷告，直到猪耳朵动了才开始宰杀。杀猪时用左手，猪杀死后剁成八大块，摆在祖宗牌位之前，再烧达子香，全家磕头。

　　吃头一顿肉时，全家人要围坐锅盖前食用。腊月三十这天，家家还要竖起五六米高的索伦杆子，杆顶上安一方形的锡斗，斗里盛放猪的五脏，供乌鸦、喜鹊食用。腊月三十晚上要点燃索伦杆上的灯笼，一直点到正月十五，彻夜不熄。此外，三十晚上家家户户都要吃饺子，以求吉利。

　　清代历法是以我国农历计算的，那个时候的“元旦”就是现在的“春节”。“元旦”前一夜，就是除夕。受满族民俗和中华传统文化影响，每年进入腊月，皇宫上下就纷纷忙碌起来，充满节日气氛。

　　满族味十足的皇宫新春盛典

　　关于满族兴起初期春节的情形，《建州纪程图记》中记录的大体情形是：“元旦”上午，努尔哈赤把兄弟子侄、姻亲、心腹将领及一些外来宾客召集到自家院落客厅，众人都穿着最漂亮的服装，环绕在他的周围。宴会开始，酒过数巡，海西女真乌喇部部长布占泰首先离席起舞为大家助兴。随后努尔哈赤也离开座位，自弹琵琶，耸动其身，边奏边舞，众人也随兴起舞，屋内外有人弹琵琶、吹洞箫、刮柳箕伴奏，室内参宴者环立四周，拍手唱曲。由此看出满族早期风俗中，在春节之际阖族共欢、上下同庆、载歌载舞，其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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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皇太极时期沈阳满族宫廷春节典礼的记载中，已很少再见到以上自然豪放的热闹场景，不过，即使被政治性和等级差别很强的“宫廷礼仪”所掩盖，从中仍可看出后金汗国都城中新春庆典独特的民族风格。“元旦”当日清晨，国中的诸王大臣们早在天亮前就已等候在大政殿广场上，准备随皇帝到建在都城东门外的堂子祭天。所谓“堂子”，是满族人按照萨满信仰祭祀天神的场所，一般是每个大家族设有一处，后金迁都沈阳后只保留了一座，专供代表国家祭天之用，包括圆殿、亭式殿等几座建筑，分别用来祭祀不同的神灵。这些神都用满语称呼，最重要的一位是天神“阿布凯恩都哩”，和许多其他神祇一样，最早在部落制时代就已经是满族人普遍崇拜的对象了。祭祀的仪式很复杂也很神秘，全部祝词都是用满文，其间还有萨满边唱边舞，其大意一是颂扬神的功德与法力，更重要的是祈求在新的一年里能赐福于皇帝和他的臣民。

　　堂子祭结束后，皇帝还要回到清宁宫，举行另一项同样是属于萨满教信仰范畴的重要祭神仪式。清宁宫是皇宫中的“正室”，与民间一样在西墙设有神位。如果说在堂子举行的祭典是“国祭”的话，在清宁宫里举行的也可以说成是爱新觉罗皇族的“家祭”，祭祀的对象主要是部落神和祖先神。

　　两项祭祀结束后，皇帝来到大政殿升座宝座，王公大臣开始进表文行礼叩拜。排在最前面的是诸王贝勒，他们都是皇帝的兄弟子侄，其次是满洲正黄旗、镶黄旗、正红旗、正白旗、镶红旗、镶白旗、镶蓝旗、正蓝旗和汉军、蒙古各旗的固山额真(旗主)依次率本旗官员上殿行礼。然后是专程前来盛京(沈阳)向皇太极朝贺进贡的蒙古各部贵州上前行礼。在向皇帝祝贺新春的同时，来朝贺的各旗及蒙古贵族、汉军官员还要进献金银绸缎、衣物毛皮、马匹鞍辔等新年礼物。这些礼品分别陈列在各旗旗亭之前，同样，仪式结束后皇帝赏赐给各级官员和蒙古贵族的物品也要如此陈列。此时的大政殿广场犹如一个珍稀物品展览会，珠光宝气，琳琅满目，更增添了节日气氛。

　　大政殿广场上的新年宴会

　　典礼中最能体现欢庆气氛和民族风俗的是君臣同乐的大型筵宴。朝贺新春仪式之后，皇帝回宫稍事休息，再回到大政殿，宴会便正式开始了。皇帝和王公贵族坐在大政殿内外，其他官员则在本旗旗亭前就座。除了皇帝坐在宝座上之外，王公官员们都是按照满族人传统自带毛皮坐褥席地而坐。宴会开始后，各旗亭前支起大锅，就地开宴。从当时文献的记载中可知，宴会所用的食品，以野猪、鹿等兽肉为主。比如《满文老档》中记载天聪六年(1632)“元旦”大政殿筵宴的规模是：每旗各设席10桌，用鹅5只，八旗共设80桌，鹅40只，加上总兵官以上的高级官员另设20桌、鹅20只，总共100桌。每桌备烧酒一大坛，共100坛。这还不包括皇帝、王公和蒙古贵族宴桌的数目在内。另一件档案中记载，崇德四年(1639)“元旦”大宴用了母野猪8头、鹿22只、狍子70只、酸奶烧酒20瓶，平常酒80瓶，茶24桶，算起来也是100只兽、100瓶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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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宴会上还有庆祝新年的各种表演，史书记载中称为“百戏”或上演各种“玩艺儿”。当时宫廷并无专门演出机构，演出节目多是由民间演员“入宫献艺”。具体种类包括器乐伴奏的歌舞以及摔跤(时称角抵)、杂技等。如崇德四年(1639)档案中提到的参加新春宴会演出者就有在木头上打跟头的高丽人、在地上打跟头的高丽人、骑木马者、歌唱者、作瓦尔喀(东海女真部落之一)舞者，弹满洲三弦、琵琶者，箫、胡琴手，打小跟头者。作舞高丽妇女、扮大鬼脸者、扮女鬼脸者、踢缸汉人妇女、踏独绳汉人妇女、含刀者、跳高汉人、登梯作舞汉人女童、弹汉人三弦琵琶歌唱者、执盘作舞汉人、扮汉人妇女鬼脸者、扮熊者、扮猴者、唱戏者、踩轮汉人等等。按照满族传统，这种演出属于为宴会助兴性质，所以尽管很杂、艺术水平也不高，用以烘托新年庆典热烈气氛却恰到好处。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种称作“扮鬼脸”的表演，这是满族民间十分流行的一种兼具舞蹈和游艺性质的游戏。俗称“玛虎”，满语意为“皮制面具”，也可译为“鬼脸”，民间俗称为“马虎子”或“妈猴子”。表演者戴面具扮成野兽或鬼怪，跳跃舞蹈，再由扮作猎人者与其周旋打斗，最后战而胜之，很有狩猎民族的特色。

　　更令人感兴趣的是，距此一百多年后的乾隆、嘉庆、道光皇帝东巡盛京期间，几乎每次都在大政殿广场举行包括类似规模筵宴、表演在内的典礼，当然并不是为了庆祝新年，而是祝贺皇帝重回故乡、谒陵礼成。宴间尽管已没有那些走钢丝、踢缸之类的民间杂耍，但戴面具的“玛虎”表演仍被保留，只不过名称已改为“庆隆舞”“扬烈舞”，所饰演的得胜者身份，也从民间猎人变成了八旗将士。乾隆皇帝还亲自为这个在原场地表演的舞蹈写了10首伴唱歌词，作为对祖先开国创业功绩的颂扬和纪念。

　　皇帝几点吃饺子?

　　民间“元旦”吃饺子是在子夜时分，“元旦”子时，清朝的皇帝要在正寝宫中朝祭夕祭神位前点香行礼，祭祖礼佛，要到夜里三点结束一切祭拜仪式后才吃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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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宫中的春联和门神：清代宫廷每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于各处张挂春联并于次年正月下旬撤去。为什么是挂而不是贴呢?这是因为这样不仅用起来干净，而且如果保存得法的话，可以多次使用。春联以白纸或白绢书写，蓝边包于外，红条镶于内。书法最初用满文，清中叶后用汉字。张挂春联，无疑给年节创造了一种氛围。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载：“春联者，即桃符也。自入腊之后，即有文人墨客，在市肆檐下，书写春联，以图润笔。祭灶之后，则渐次粘挂，千门万户焕然一新。”

　　盛京皇宫的“门神”

　　每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规定在清宫各处张挂门神，于第二年二月初三日撤下贮存库中。挂门神也是民间流传已久的风俗。据汉应勋《风俗通》讲，黄帝时期的书中曾记载，上古神荼、郁垒两兄弟，专管百鬼，遇有害人的恶鬼必捉之喂虎。战国时期即有刻桃木为神荼、郁垒形，悬挂门旁，以镇百鬼。到了唐代，唐太宗生病，夜里梦鬼来扰，于是命秦叔宝、尉迟敬德两将军，装立于门外，一夜无事。乃令画此二人像挂于门上，于是两位将军亦成为辟邪的门神。清宫所挂门神均先装裱在安有铜饰件的框内，在粗绢或布上绘制，用黄绫沿边。外朝等处，由工部、内务府督同匠役人等张挂;内廷等处，由门神库太监报宫殿监，再由宫殿监传营造司首领太监，至各门各宫张挂。所绘门神有四种，即金武门神、五谷丰登文门神、福寿双全仙子门神、童子门神等。

　　沈阳故宫现存福禄门神七幅，娃娃门神(又称童子门神)四幅，判子门神一对。盛京皇宫的这些门神几乎全部接受了中原文化习俗的影响，从有历史记载的乾隆八年，清高宗首次东巡盛京后遵奉谕旨装饰祖宗宫殿贴挂门神、门对，可以看出，其在清代盛京皇宫使用了二百多年，已经成为满族文化习俗的一部分。

　　满族春节写对联，对联例用白纸。使用白纸春联，是满族文化习俗的一个明显特点。这源于满族尚白的习俗。清入关后，在北京地区生活的满族受中原习俗的影响，逐渐以为白色不吉，才在原有习俗的基础上加以改变，白对联上镶上了蓝或红色的边。《燕京岁时记》说春联“惟内廷及宗室王公等例用白纸、缘以红边、蓝边”。宫廷富贵人家对联贴在箅子上，词句堂皇典雅，书法优美，年年春节可以悬挂，不须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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