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70 年代，著名的宦官汪直曾经指着一位敢于不对他阿谀奉承的县令骂道：“尔头上纱帽谁家的?”县令恢谐地回答说：“我的纱帽，是用白银三钱在铁匠胡同买的。”

　　一条鞭法改革，反映了赋役折银的趋势，同时又从赋役层面上进一步巩固了白银在国计民生中的地位。到明代后期，国库收支是以白银为主，而铜钱则降到了无足轻重的地步。国库收支中铜钱的数量不到白银的百分之一，甚至不及千分之一。这与宋代国库收支以钱币为主是完全不同的。明代的白银，可以说笼罩在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

　　清初学者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说，为方便交易，“虽穷乡僻壤，亦有银秤”。这在从欧洲来的传教士的记载中也可以证实。明末，一位名叫拉斯戈台斯的神父记录下了以下这样的细节。他说：“每个中国人在购买东西时都会随身带着一把钢剪，根据货物的价格把银锭绞成大小不等的银块，再用戥子称出小银块的重量。人们在做这件事情时非常熟练，如果需要二钱银子或者五厘银子，他们往往一次就能凿下准确的重量。”他还说：“在中国，连孩子们都会估量银锭的重量和成色。人们会随身带着一个类似铜铃的东西，里面装着蜡块，用来收集剪下来的银屑。当银屑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人们把蜡块熔化，就可以回收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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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开明代的各种著述，关于白银的记载随处可见。万历年间浙江人张应俞曾经编撰了一部专门教人反诈骗的图书——《杜骗新书》，记载了八十三个诈骗的案例，其中有七十四个案例涉及白银买卖交易及诈骗之事。在明清小说中，也有大量的涉及白银欺骗的事情。明代著名的小说家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中，讲述了一个诈称会用“九还丹”制造白银的骗子行骗的故事。显然，到了16世纪，白银已然涉及明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已把自己的影子留在形形色色的著述之中。

　　英国历史学家罗斯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社会结构》中指出，16世纪下半叶英国出现了一个从中世纪那种相对静止的状态向以货币、市场和商业交换为基础的更自由的、更具流动性状态的迅速而集中的转变。无独有偶，这样的一种巨变，在16世纪下半叶的明代中国也在上演。正如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所说，“在货币的冲击之下，任何社会都要脱胎换骨”。白银打破了原本在自然经济环境中人们的心理平衡。以货币为核心的交换介入全部的社会关系后，就影响了人们的社会观念。对于少数恪守儒家之道的明朝人来说，流动的商品和白银搅乱了原有的社会秩序，明朝社会由明初静谧的冬季，逐渐过渡到喧嚣的春季、疯狂冲动的夏季，并最后走到面目全非的秋季。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编成的《歙县志》中，作者很遗憾地感叹当初那种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已然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贸易纷纭，诛求刻核”的社会面貌。

　　从海外输入的白银连接着全球市场的生产和交换。大额的商品交换、广袤的市场，加剧了整个社会对白银的需求。然而，从宋到明，中国银矿的产额略呈减小的趋势。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中国的银产量很低，那么遍及中国大地的白银，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是海外贸易。晚明社会的白银主要来自日本和南美洲。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被称作“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其中有一幅名为《倭国造银钱图》的插图，讲琉球诸国制造银币的工艺。然而，实际上，在宋应星所处的时代，人们接触到的外国银钱，除来自日本、琉球的白银外，更多的是源自秘鲁和墨西哥的白银。明代小说家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苏州府长洲县的商人文若虚去海外经商，到了一个名叫吉零国的地方。当地人使用印有龙凤纹、人物纹、禽兽纹、树木纹、水草纹等各种纹饰的银钱。文若虚便大量收购水草纹饰的银钱。故事反映了明代一个很客观的事实：白银从海外的输入。亚洲、欧洲、南美洲，彼此间因为海外贸易联结到了一起，而白银就像人体流通的血液一样，润滑着全球市场的生产和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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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欧的白银产量急剧增加。在1460年到1530 年间，在今天德国东部的萨克森、捷克中西部的波希米亚、匈牙利、奥地利的提洛尔等地，白银的产出上升了大约百分之五百，每年约九十吨。日本的白银开采量在16世纪后期迅速增长。据估计，从1560 年到1600 年间，日本每年出口的白银约三万三千七百五十公斤到四万八千七百五十公斤。由于可以获得百分之百到百分之二百的利润，大量的中国和日本商人以及葡萄牙人，通过澳门和长崎之间的航道，把日本的白银带到了中国。美洲的白银是在16世纪40 年代发现的。1545年，西班牙人在上秘鲁(今玻利维亚)的波多西发现了非常丰富的银矿;1548年，西班牙人又在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发现了银矿。1570 年代以后，这些新大陆开采的白银，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国际流通领域。

　　亚当· 斯密说：“砂石矿产物的市场，很少扩到周围数里以外，……而银矿产物的市场，却可以扩展到全世界。”这便是白银的优越性。据说，第一艘满载白银用以交换中国丝绸和瓷器的西班牙大帆船，是在1573年来到马尼拉的。除了生丝和瓷器以外，出售到马尼拉的中国商品各色各样，包括面粉、水果、腌制的猪肉、活禽、坚果、家具以及价格低廉的小饰品。中国的生丝、瓷器等商品，经由澳门、菲律宾的马尼拉等中转港，运往欧洲，而欧洲殖民者从美洲掠夺到的大量白银，由马尼拉大帆船源源不断地运到马尼拉，陆续流入中国。由今天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尔普尔科，到菲律宾的马尼拉，再到中国的澳门，构成了16、17世纪的“太平洋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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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丝绸之路，给中国输入了大量的白银。然而，在进入中国后，白银便在这里沉淀下来。1621 年一位葡萄牙商人谈道：“白银在全世界游荡，直至流入中国。它留在那里，好像到了它的天然中心。”对这一说法的一种解释是，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的中国，需要大量的货币;另一种解释是，中国人把白银用于置田买地，或者储藏起来。美国学者弗兰克在其《白银资本》一书中认为，17、18 世纪全世界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流入了中国。大量的白银流转的数字表明，15—18 世纪的中国，依然是世界的经济中心。

　　15世纪末期的地理大发现，让16世纪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亚洲、欧洲、美洲之间，开始实现密切的往来：交往的主要通道是海洋，而交流的主要媒介则是白银。16世纪始，世界各地的商人们，都在使用源自美洲的西班牙银币作为标准的交换媒介。奥斯曼帝国、明代中国和印度，都用大量白银来支撑他们各自的通货体系。从此，原本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中国深深地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然而，在同时期的非洲，仍然是以贝壳作为货币，而俄国一直到彼得大帝时代，仍然以毛皮作为货币。但是，富庶不代表先进。著名经济史家吴承明先生评价彭慕兰《大分流》时说：“18世纪，中国与西方比，无论在国富或民富上都胜一筹，至少旗鼓相当。但是，富的不一定先进，往往更保守。中国在科技和制度，尤其法律与经济制度改革上，已落后于西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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