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在公元907—1125年共218年间，北方有一个国家，那就是辽国，辽国的民族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契丹人。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年号神册，建国号契丹。947年，改国号为大辽。1124年，中京决战失败，耶律大石率部西迁。1125年，辽国为金所灭。1132年，耶律大石称帝，史称“西辽”。1218年，西辽政权为蒙古所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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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全盛时，疆域从东北至今日本海黑龙江口，北至蒙古国中部的楞格河、石勒喀河一带，西到阿尔泰山，南部至今天津市的海河、河北省霸县、山西省雁门关一线与北宋交界，与当时统治中原的宋朝相对峙。 在我的老家辽西锦州、葫芦岛、朝阳、阜新等地，如果聊起家族史来，总是问一句：“你们祖先是哪的?”回答都是关内来的移民。的确，辽西这一代在清朝前少有汉族人居住，现在的汉族人都是外来移民。

　　梁羽生、金庸笔下，经常描写辽国的契丹人搏击长空英勇善战动人情节。原来辽国就是笔者生活的这块土地。在北镇的医巫闾山风景区还有辽国宰相耶律倍年轻时读书处旧址。辽国在宋代时是北方很强盛的一个国家。梁羽生、金庸笔下的契丹人个个剽悍勇猛，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确实曾辉煌一时，金戈铁马往来于东北关内，草原中原，长城内外。但令人惊异的是，这样一个强盛的民族，自明代以后就集体失踪了，人们再也听不到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在辽西只能从一些寺庙及出土的石碑上找寻一些关于契丹人的丝足马迹，而辽国历史少有文字记载，又因国破山河碎，历史档案更无从谈起 。契丹人究竟去了那里?他们还有没有后裔?寻找这个失踪的民族，成为一个诱人的历史之谜，也成了当年辽国土地上的东北人茶余饭后关注的话题，有人甚至问自己是不是契丹人的后裔?

　　据史料记载，辽国灭亡的时候拥有数百万之众。那么，人们不免要追问：百万契丹人哪里去了? 

　　史学界只能推测几百万契丹人的命运大致有三种：

　　第一种可能，居住在契丹祖地的契丹人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族源，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 如辽国后面的金朝、元朝、明朝、清朝。除了明朝外，都是少数民族当政掌权，契丹人经过漫长的历史，大部分契丹人融合后来的蒙古族及满族里这也是一种合乎情理的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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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可能，西辽灭亡后，大部分漠北契丹人向西迁移到了伊朗克尔曼地区，被完全伊斯兰化。 历史上这样大规模的民族搬迁确是经常的事。

　　第三，金、蒙战争爆发后，部分契丹人投靠了蒙古，并在随蒙古军队东征西讨，扩散到了全国各地。

　　不论扩散到哪，这几百万人总得有点蛛丝马迹可寻吧。建国后经过详细的人口普查，发现黑龙江北部有一个叫达斡尔的少数民族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 其实，在我的老家辽宁省凌海市右卫满族自治镇有一个村子叫达子营，据老人们一辈辈口头传说，达子营就是古代一个屯兵的据点，也就是达斡尔人的祖先，当年辽国契丹人屯兵的地方。而且这一带还有古墓群，足可以说明达子营是兵家驻军之地。几年前当地修京沈高速公路，出土的古墓全是当地早已绝迹的大块青砖搭建的。另外，笔者还清楚的记得，1964年，当地开展平坟还田运动，一些无主古坟被平掉后，坟墓里不是棺材，而是一种陶制的坛子，有点乌龟状，当地叫白了，就叫“王八坛子”，大部分都叫村民砸烂了，也有村民将里面的骨灰倒掉，拿回给孩子玩或装煤油用。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没有收藏这种坛子的人家，不得而知。听老人说，这些“王八坛子”的古墓都是达子的，只是当时人们没有文物保护意识，所有出土的东西全部破坏了。

　　史学界为了寻找契丹人的下落，首先将目光盯在北方的达斡尔人的身上。在茫茫大兴安岭，清澈的嫩江，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达斡尔人就繁衍生息在这三道风景交汇的地方。虽然现在达斡尔人生活的地方离辽西很远，但辽西至今还流传“正月十五杀达子”的传说，说是辽国被金灭亡后，怕契丹人复仇，金人为了赶尽杀绝，有一年当政者下令正月十五这一天统一对兴存的契丹人大开杀戒，结果大部分契丹人再次死于金人之手，而有少部分契丹人从后窗逃跑了，得以生存下来。所以后来有人说，达斡尔人最简易的民居也要留有逃生的后窗户。

　　达斡尔的意思是“原来的地方”，也就是故乡。几百年来，达斡尔人就在这里游牧，但究竟哪里才是他们的故乡?达斡尔人自己不知道，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文字，只能靠口述来传承历史，清朝以前的事就没有人知道了。 

　　当地的一个传说引起了民族史学家们的兴趣：几百年前，一支契丹军队来到这里修边堡(边堡是达斡尔特有的词汇，是指一种类似长城的建筑)。从此便在此定居下来。这支军队的首领叫萨吉尔迪汉，就是达斡尔的祖先。

　　早在清代就有人提出达斡尔源于契丹，也有现代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契丹族和达斡尔族的生产、生活、习俗、宗教、语言、历史，找到了大量证据表明，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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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梁羽生、金庸的笔下，契丹人曾到过云南的大理国，并与大理国有过纠葛，也不知道梁羽生、金庸是怎么了解那段历史还是闭门杜撰的，不过历史还真叫两位大师说着了。

　　就在达斡尔人的寻根工作全面拉开之后，寻找契丹后裔的另一条战线在云南又所新的进展。

　　施甸，是云南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山区小县，却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吸引了民族学家的注意。人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仍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使用契丹小字的特殊族群，统称“本人”。 据史书记载，契丹原先没有文字。公元920年春正月，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令创制契丹大字，这种大字是采用汉字加以简化或增添笔划而成的。除了契丹大字之外，还有一种契丹小字，据史载是皇子迭刺创制的。

　　在施甸县由旺乡的一座“本人”宗祠里，人们发现了一块牌匾，上面篆刻着“耶律”二字。“本人”说，这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先祖阿苏鲁，并表明他们的契丹后裔身份。

　　历史上确有记载，阿苏鲁是投靠蒙古的契丹后裔，他的先祖曾参加西南平叛战争。

　　但如何证明北国的达斡尔人和南疆的“本人”就是契丹人后裔呢? 一门新兴的技术为解开这个千古悬案带来了希望。纵然历史已被遗忘，文字已经失传，语言已经改变，在契丹后裔的血液中，总还会有一种记忆在流淌，那就是基因。现代科技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传说只能是线索，科技才能下定论，这也叫证据。 

　　专家们先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在云南保山、施甸等地采集到“本人”的血样，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和县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在完成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后，他们终于得出了准确的结论：契丹与达斡尔族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而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很可能是蒙古军队中契丹官兵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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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这次测定结果，结合史料，历史学家们终于找到了契丹族的下落：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征兵，能征善战的契丹族人被征召殆尽，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如达斡尔族，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了，作为“分子意义上的后裔”零星分布在各地。特别是在东北，1125年辽灭亡后，又经过1115—1234年金代，1206—1368年的元代，1368—1644年的明代，1616—1911年的清代，前后经历了786年，即便是剩有数百万之众，但作为亡国之民，又经历漫长的历史岁月，没有了自己的地位，不是替别人征战就是隐姓埋偷生，谁还敢承认自己是契丹人?就像东北的满族人一样，清朝一灭亡，无数的满族人好像一夜间都消失一样，在漫长的时间里，都不敢承认自己的老祖宗是满族，当地的满族后裔们，还是文革后期少数民族地位得以提高，又经过人口普查，一些人才翻箱倒柜找家谱，找证人，以此证明自己的祖先是满族人。据说，在东北，有相当一部分契丹人的后裔满化到后来的满族人，但史学界没有考证，终归是辽西或东北大地上的一件憾事。

　　研究一下辽国的历史，探寻一下契丹人的下落，能激起我们爱国的热情。战争年代，有一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曾激励无数国民的爱国热情，国破必然家亡是个历史的注定，热爱自己的国家，是天经地义的事，凡是有良知的人都会这么做。凡是不爱国的人，破坏国家安定团结的人，即便你逃到国外，也被当地人瞧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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