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正月，一份请愿书放在了汉王刘邦的案头。
上书人是当时的中国身份最尊贵的7个人，分别是楚王韩信、韩王韩信(韩国后人与名将同名)、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和燕王臧荼，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是诸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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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王们共同拥戴与他们同级的汉王刘邦即皇帝位，理由是：
(1)灭亡无道暴秦，刘邦先入关中，虏获秦王，在灭秦事业中功最高;
(2)刘邦对各个诸侯王裂土封疆，有大恩德，立皇帝尊号，方能区别主从。
看到这封奏疏，刘邦无力地推让几句后，就以“便于天下民”的理由，泰然受之，毕竟是“人民选择了他”，他也成为中国史上第一个被推选上台的皇帝。
在7个人的“民主程序”走完后，在山东定陶，一条名为氾水的小河北岸，7位心情各异的诸侯王，与汉王朝的太尉卢绾带领下的300名文武官员，一同见证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一个54岁的老者，曾经的泗水亭长，父亲口中的无赖子，一步步走上皇位。
炎汉四百年的基业自此而始，不可谓不庄严，然而，在前齐王韩信的军营之畔，皇后吕雉、丞相萧何都缺席的登基仪式，无疑又简陋得让人惊讶。
没有天安门，没有欢庆的民众，只有身上还残存着楚军血肉的军队，还有一群吃够封赏的功臣、功狗，说到底，这个帝国存在的原因，只是他拥有的武力最强，足以压倒所有的竞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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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已经第二次被闯进军营夺去兵权的楚王韩信，比如在楚汉决战中敢于放刘邦鸽子的梁王彭越，再比如日后逃亡匈奴当汉奸的韩王韩信，他们的眼中，新鲜出炉的大汉皇帝不过是又一个西楚霸王。
趁着灭亡项羽的时机，7个诸侯王身在联军之中，搞一下“民主”，把自己的皇帝身份敲定，确认上下名分，是刘邦的最优选择。相对这个结果，定陶不是长安、洛阳，氾水之阳不是长乐、未央，政府班子不齐整，礼仪制度不完备，全都不是事儿。
这个道理，韩信懂、英布懂，刘邦也懂，甚至连齐国的一个戍卒娄敬也懂。
娄敬在洛阳见到了已经当上皇帝的刘邦，问他：“陛下在洛阳建都，是要学周王朝吗?”刘邦应是。
娄敬不太给面子，直接指出：“陛下得天下和周朝大不一样，学不来的。”
有什么不一样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选举登基的皇帝是谁?汉墓兵马俑，汉代帝王到九泉之下仍想统帅的强悍军团。
周朝积德行善十几代人，到了文王、武王两代才天下归心，八百诸侯在孟津追随伐商。直到成王即位，才在周公的辅佐下营造洛阳新都，后来周朝衰落，诸侯不朝，不是周朝德薄，而是形势逼人。
反观刘邦，一路打过来，大战70场，小仗40场，因此死者不计其数，和周成王、康王比民心，那是完全没法比，还不如西入关中定都，纵使关东大乱，起码还能保全秦国旧地，大不了学秦国再打一次统一战争就是了。
听了娄敬的话，刘邦又被关东籍的功臣劝阻，直到留侯张良表态，汉帝国才正式决定西迁关中，定都长安。
这段君臣对话中隐藏着什么心照不宣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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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很简单，周朝的统治是依赖于政治传统的合法性，即“德”;而汉朝的立国则依靠的是军事占领，即“力”。
在现代人看来，王朝的“德”是虚妄的，“力”是实在的，却恰恰忽视了，“力”会随着时间发生强弱逆转，但在中国这样一个从未被特定宗教征服精神世界的国度里，“德”却是实实在在的历史观、世界观，是政权合法性的根基，更是解释为什么历史选择了这个政权而不是另一个政权的关节点。
这一点，刘邦不懂，也不在乎，他只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让自己的家族掌握足够的力量，让一切反对者永远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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