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伴随每一个王朝的建立，都会有一套固定的程序化的服饰制度。香港文汇报今日刊文称，这种制度不但为礼教所维护，而且植根于人们的内心深处，不敢轻易逾越。然而随着社会风尚的变化，尤其是当一个王朝的控制力日渐减弱的时候，人们对服饰求新求异就会成为一种必然，从而引起正统人士的不满，谓之“服妖”，甚至以为是亡国之兆。明清两代就是显例。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推翻蒙元旧制是其要务，其中就包含了衣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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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初，朱元璋主要从面料、样式、尺寸、颜色四个方面，确立了明代服饰制度。这套服饰制度的中心内容是贵贱有别，服饰有等，不同阶级不同等次的人，都只能享用本等级的服饰，不能混同，更不能僭越。如明法典规定，只有王公贵族、官员，才能使用锦绣、绫史等服饰面料，庶民则只能用绸、素纱，至于商人，因为位居四民之末，是朱元璋要大力抑制的对象，更是连绸、纱都不准使用，只能用绢和布了。服饰等级制度可不是说说好玩的。整个洪武年间，朱元璋屡次申述服饰禁例，一旦有人违犯，就会受到严厉制裁。当时有百姓不许穿靴的禁令，有三十八位南京市民就因为违反了这条禁令都被充军了。
这样严格的服饰等级制度，契合朱元璋的小农经济观念，也部分寄托着“崇俭去奢”、端正风俗的理想。但服饰的单调呆板，毕竟遮蔽了服饰原本具有的审美功能，尤其是社会总在不断发展，人们在穿着打扮上的个性化、美学化追求很难被一纸禁令所吓倒。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展很快，城市更加繁荣，王阳明的心学等所谓“异端邪说”也渐入人心，这些都为人们的物质生活改善，特别是在服饰上冲破传统等级锁链打下了基础。一时间，在江南的一些城市里，各种服饰争奇斗艳，而发展到极端，就是“服妖”的出现。曾有一位闲居的官员进了一趟城，发现满街的生员秀才其装束全是红丝束发，嘴唇涂着红色的脂膏，脸上抹着白粉，还点缀着胭脂，身穿红紫颜色的衣服，外披内衣，一身盛妆，宛如丽人，这位满脑子正统思想的官员不禁感慨万千，改宋诗一首曰：“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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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位官员的慨叹是多余的。“服妖”的出现，与其说是对传统的反叛，毋宁凸显了城市繁荣之后的商业社会的一种特质。
如果说明代“服妖”的特征是求丽斗艳，其推动者是市井小民，那么清代的“服妖”则恰好相反，变成以“寒乞”为时尚，而其推动者则是贵胄子弟。近人李孟符着《春冰室野乘》记载，自光绪中叶以来，京城的王公贵族“皆好作乞丐装”。他亲眼见到一个少年“面黧黑，袒裼赤足，仅着一犊鼻裤，长不及膝，秽黑破碎，几不能蔽其私。脚蹑草履，破旧亦如之”，可是其侍从竟有“戴三品冠者”，后来洗了一把脸，又显出“白如冠玉”，原来此人居然是某王府的贝勒，着的是煤灰涂面的“时世妆”。李孟符向朋友打听，这才知道这种以寒乞为时髦的“时世妆”已在京城贵人中广为流行。后来身经庚子之乱的李孟符不禁感叹，这种“服妖”实为神州陆沉之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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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服妖”风尚各异，实质则一，均为人们对服装求新求异心理的一种反映。按照中国传统观念，衣冠关系人伦风俗，所以要设置种种条条框框加以限制，但所谓物极必反，限制得越厉害，反弹得越激烈，“服妖”何尝不是如此?如果将服饰的功能看得简单一些，对下民的穿著打扮轻易不去干预，又哪里会有“服妖”的市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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