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巧解家乡琐事:安抚家人别得罪乡里

  皇帝都有三门子穷亲戚,更何况从湖南山冲里走出来并逐渐在皇城根下站稳了脚跟的曾国藩!曾哥老家荷叶塘的穷亲戚一大把,家人也基本待在山冲里,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让他剪不断,当然也没法剪,因为剪了就是不孝。

  道光二十四年,是曾国藩在官场上的上升期,他却在家书里记述了一些自己和家乡的小龃龉。那么,他是如何化解这些小龃龉的呢?

  职场上升期 应酬渐多名声渐起

  公元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曾国藩在京城的处境渐渐改善。首先是居住环境,于是年三月二十四日搬到了前门内西边碾儿胡同,共有房屋28间,每月房租为三十串钱,曾哥很惬意地说:“极为宽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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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曾哥在京这几年坚持读书提高,修身养性,功夫也慢慢显示出来了,他在该年五月十二日的家书中交代:“今年应酬,较往年更增数倍。”那都是些什么应酬呢?信中有罗列——

  一、为人写对联,客户大多来自四川和湖南,忙到了“日不暇给”的地步。几年的练习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他敢拿着毛笔出来抖一抖了。

  二、借钱的也多了。曾哥的收入虽然有改善,但也不至于多到请人帮忙花钱的程度,所以借钱的十有八九是失望而归的。不过曾哥还是很注意态度问题,“不管有借无借,多借少借,皆须婉言款待”。

  三、各种酒席拜会客人诸事。

  四、接见门生,这件事“颇费精神”。这一年,曾哥会见的最有名的门生是湖南新宁的江忠源。当时郭嵩焘在座,谈笑风生一番之后,送江忠源出门,曾哥忽然对郭嵩焘说:“江同学必定立功名于天下,可惜死于节义。”当时天下还算太平,曾哥却说出这么一番血淋淋的话来,让人大吃一惊。可见他长期阅读史书,读出一些道道来了。

  这时候曾国藩在湖南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在十二月十八日的家书里,他承认“而省城之闻望日隆”,在长沙城的名气越来越响,但自己也不知道名声是怎么提升上来的。

  而当时最大的好消息是,道光皇帝要接见他。五月十二日的家书透露:在五月十日,朝廷就有谕旨,皇上从十六日开始,要接见一批身份不高的官员,酌情提拔。接见名额为每日两名,曾国藩排在第六位,按日子推算应该是在五月十八日。曾哥高兴地说,这是皇上的“勤政求才之意”。这个传统,已经实施了十六年,道光皇帝似乎还是很重视人才选拔的,不然,他也不会提拔出林则徐

  果然,五月十八日,道光在勤政殿接见了曾国藩,君臣一番交谈,道光皇帝感觉满意,于是提拔曾国藩为翰林院教习庶吉士,还获得出外主持考试的美差。这下好了,曾国藩有余钱支援家里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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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哥,你在京城混得那么风光,你家里人知道吗?你家乡人知道吗?

  琐碎乡间事 安抚家人不要得罪乡里

  曾国藩在京城蒸蒸日上,家里来了五封信,一封是曾老爸的,其他都是弟弟们的,诉说了家里一些事情。这跟曾哥在京城的风光形成了对比,它们琐碎、繁杂,但又不得不去处理。

  首先是给乡亲送手信的问题。曾哥在十二月十八日的家书中提到,家乡有个叫西冲的地方,有四户乡里,因为手信送得孤寒了一点,结果惹得人家不高兴,“送项太简致生嫌隙”,嘴巴里碍于我曾国藩是京官,不好说,心里肯定是有埋怨的。曾哥想得周到,特意捎信回家,加以说明,“使知我家光景亦非甚裕者”,让他们知道我家也没那么富裕,不到之处还请多多包涵。曾哥可能考虑到家里人懒得跟人解释,于是又补充说:如果父亲大人觉得没有必要跟人“开诚布公”,那这封解释信就扔进废纸篓作罢了。父母大人的意思第一紧要,儿女在人际关系上不擅自做主张,这是曾哥遵循的孝道。

  接下来的事情更头疼,当地大族常家要与曾国藩的四弟结儿女亲家。曾国藩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不是想跟弟弟你结亲家,而是想跟我结亲家,想仗我的势。

  曾国藩对此的态度是什么呢?不愿意。理由是常家的子弟喜欢“作威福,衣服鲜明”,到时候结了亲家,恐怕连带“乱我家规”,尤其担心对方子弟是瘾君子,吸食鸦片。说到这里,曾国藩跳出一层,说:弟弟,你跟谁结亲家,我管不着,但是为了女儿的幸福,为了门第,一定要派人打听清楚才决定。那么,在谁那里可以得到确切的消息呢?曾国藩又指定了具体的人——“向汪三处查明”。

  乡里关系如此复杂,远不能靠京城的风光来解决。曾哥远在北京,可以眼不见为净,然而,家里人毕竟生活在家乡那块土地上,不得不跟他们周旋,尤其是未谙世事的弟弟们。曾国藩于是拟定了一个“不必管”方针,原文如下:“家中之事,弟不必管。天破了自有女娲管,洪水大了自有禹王管,家事有堂上大人管,外事有我管,弟只安心自管功课而已,何必问其他哉!”管,是一种气魄;不管,也是一种气魄。这番话说得很过瘾、很直接、很爽快,而且操作性强。曾哥其实是替弟弟们将复杂的世界简单化了:这是一个关系十分明了而各司其职的世界,女娲管天,大禹管水,父母管家,长兄管外,你们操哪门子心?读书去吧。

  其实,有些纠葛,如果以不管、不理的心态去对待,很多担子就放下了,责任也就明确了。

  在这个基础上,曾哥继续劝弟弟们将态度放简单一点,碰到亲戚宗族,尽可能“爱之敬之”,这也是儒家与乡里相处的基本态度——“泛爱众而亲仁”,广泛地去爱大众,亲近那些有仁德的模范。如果现在就跟人家斤斤计较,到时候真的当家理事了,整个乡里,“岂不个个都是仇人?”你们都想做圣贤,难道有圣贤和乡里结仇的吗?

  一番话点醒了焦躁中的弟弟们,知道人生的目标不在于与周边环境角逐纠缠,而在于放下,这样才有空间去提升,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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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惕另一种失败 八股时文误人终身

  当然,曾国藩与弟弟们的来往书信里,重点探讨的还是学业文章的问题。弟弟们把历次小考的时文寄到北京,要哥哥批改,曾哥却出人意外地说:我不太善于改八股文,就请曹西垣先生代改吧。曾国藩感兴趣的还是弟弟们在八股文之外的诗文,要他们多学习韩愈柳宗元苏轼这样的“先辈大家之文”。

  在真正的文学与应试八股文的夹缝中,曾国藩对弟弟们的成长很忧心,他认为八股时文不是什么好玩意,“此中误人终身多矣”。为了前途,为了饭碗,沉浸其中,到时候会耽误了真正的进修,他庆幸自己“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曾国藩对六弟说,你现在年过二十了,“不为少矣”,要是还在学习八股文,在题海中沉浮,哥哥我担心你将来过了学习诗文的黄金时期却仍然学业不精。

  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当时的考试制度是不太满意的,至于如何解决,他没有提出办法,但他对儿子的培养就可见他的真实想法了。他最得意的儿子曾纪泽并没有走科举之路,而是去学习英文和数理化,后来成为近代最杰出的外交家。

  朝廷政策不能变,但曾家的小政策可以变,而且,这种变是绝对符合历史潮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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