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苏鹗所著《杜阳杂编》中记载，“安史之乱”后，被架空为太上皇的玄宗，莅临勤政楼，被长安市民发现，人们看到这位从他们视野里消失已久的曾开创开元盛世的皇帝已苍老如此，不禁百感交集，欢呼万岁，声泪俱下。那一刻玄宗万言难表。这情景叫专权的宦官李辅国很不高兴，他以此为借口，将玄宗强制性地牵居到西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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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阳杂编》还有这样一句记载：“时肃宗大渐，辅国专朝，意西内之复有变故也。”这句话的深意似乎是：玄宗皇帝最终不是病死，而是被李辅国害死。只是这条记载没引起人们的注意。如果玄宗皇帝真的是为李辅国所弑，那么唐朝被宦官杀害的皇帝，就达到了四人之多!说起来，肃宗之后即位的唐代宗对付宦官是有一套的，很有手腕：先是派遣刺客刺杀了李辅国，又诱杀了此后专权的鱼朝恩，并且流放了另一名著名宦官程元振。一位皇帝解决了三大宦官，这一胜利记录可谓唐朝之最。
但进入9世纪后，面对新专权的宦官俱文珍、梁守谦、仇士良、鱼弘志等人，越来越孱弱的皇帝就没办法了。此时宦官已直接掌握作为禁军的神策军。这一制度始于唐德宗建中四年即公元783年的“泾原兵变”。当时，经长安奔赴前线的的士兵发生哗变，德宗在宦官的保护下仓皇出逃。这一痛史让他做出一个并非明智的决定：皇帝身边的禁军即神策军的两名司令官即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直接由宦官担任。
这样的决定演变的结果是：皇帝身边的宦官不再是家奴，而是手握重兵的大将。唐文宗大和九年冬爆发的“甘露之变”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事变过程在《唐朝的黑夜1》中有详细描写，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四名宰相及其他大臣和家属共计两千多人，被仇士良、鱼弘志所率的神策军扑杀，造成唐朝第一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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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露之变”后，胜利的宦官仇士良、鱼弘志作为神策军护军中尉，取得了直接参与延英殿朝会的资格。至于唐文宗李昂，按《杜阳杂编》记载，事变后郁郁寡欢，“瞠目独语，左右莫敢进问”。有一天，在宫中散步，题诗道：“辇路生春草，上林花满枝。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又曾在观赏牡丹时忽吟《牡丹赋》：“俯者如愁，仰者如语，合者如咽。”吟罢才想起这是遇难宰相舒元舆的作品，“不觉叹息良久，泣下沾臆。”
就在宦官专权达到登峰造极时，文士李玫写了一篇志怪作品影射“甘露之变”，并对事变中遇难的四位宰相进行了追忆与纪念，可谓奇文：会昌元年春，孝廉许生下第东归，次寿安，将宿于甘泉店。甘棠馆西一里已来，逢白衣叟，跃青骢，自西而来，徒从极盛，醺颜怡怡，朗吟云：“春草萋萋春水绿，野棠开尽飘香玉。绣岭宫前鹤发人，犹唱开元太平曲。”生策马前进，问其姓名，叟微笑不答，又吟一篇云：“厌世逃名者，谁能答姓名。曾闻三乐否，看取路傍情。”生知其鬼物矣，遂不复问……(《纂异记》)
故事以唐武宗会昌元年之春为背景。故事中，许生考进士不中，东归家乡。路过安阳寿安山，欲投宿于前面的甘泉店。未至店，遇一白衣叟，在随从簇拥下，乘青骢马自西而来，并吟诗道：“春草萋萋春水绿，野棠开尽飘香玉。绣岭宫前鹤发人，犹唱开元太平曲。”许生催马跟进，问其姓名，白衣叟笑而不答，随即又吟诗一首：“厌世逃名者，谁能答姓名。曾闻三乐否，看取路傍情。”许生望着此人，知他是鬼，遂跟踪在后面。走了二三里，天色已晚，来到一个叫“喷玉泉”的地方。喷玉泉在寿安山下，白居易曾有诗《题喷玉泉》：“泉喷声如玉，潭澄色似空。练垂青嶂上，珠泻绿盆中。溜滴三秋雨，寒生六月风。何时此岩下，来作濯缨翁。”此时，白衣叟回头道：“我听说有几位名士，会在今晚于此泉下追忆旧事。我昨天被通知参加这一聚会，你不可再跟着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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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生好奇，执意跟随，白衣叟不语而去。许生尾随，见前面有很多侍从，他穿插其间，侧身而过，侍从们像没看见他一样。随后，他来到喷玉泉边，下马后，伏于草丛，屏气窥视。有四位男子现身于泉边园林中，一位神貌昂然，一位短小精干，一位高大少须，一位清瘦机警，四人皆“金紫”。“金”指“金鱼袋”，“紫”指“紫色官服”。按唐时规定，朝臣的官服分四种颜色：紫色(一、二、三品)、绯色(四、五品)、绿色(六、七品)、青色(八、九品);同时，佩带相应的“鱼袋”。
此制度开始于唐高宗上元年间。“鱼袋”用彩帛制作，到武则天时废除，后于唐睿宗景云年间又恢复。按规定，一、二、三品官佩“金鱼袋”(四、五品佩“银鱼袋”)，以此推断，上面四人的官职都在三品以上。他们坐于喷玉泉北面的石矶上。这时候，白衣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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