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的作者是北宋时期著名的画家张择瑞，具有高估概括力的张择瑞通过现实主义的手法把当时的汴京繁荣景象跃然纸上。生动的展现了市井人民的生活，而并非皇宫贵族。清明上河图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不朽之作，令人震撼的同时不禁会遥想到当年北宋人家的生活景象，这大概就是艺术的魅力所在吧。
《清明上河图》用现实主义手法通过对市俗生活的细致描绘，生动地再现了北宋汴京的繁荣景象而成为我国美术史上的不朽之作。它以精致的工笔，丰富的内涵也成为历朝历代被临摹最多的一幅作品，仅溥仪以“赏赐”名义从宫中盗取的《清明上河图》就有四卷之多，其中包括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明代画家仇英仿画的《清明上河图》，以及明代其他画家以苏州为背景仿画的“苏州片”《清明上河图》等。从古至今关于《清明上河图》版本的争辩、作者的考证就一直争论不休。
《清明上河图》系北宋末年画院待诏张择端所作，全卷气势恢弘，构图严谨，笔法细腻，将近千个各色人物、牛马骡驴、车轿船只，浓缩在纵24.8厘米、横528.7厘米的画卷中，且人物、景物安排精妙，错落有秩，繁而不杂，多而不乱，表现出了作者极高的艺术造诣和丰富的社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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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版本之争此画本是进献给宋徽宗的贡品，其最早收藏者是宋徽宗(赵佶)，他用瘦金体书写的“清明上河图”真迹和双龙小印(宋代皇帝的闲章，用于鉴赏或收藏艺术品时铃记)，可证画成后最初收藏在皇宫。公元1126年汴京陷落后，宫中所有名贵文物包括这幅名画，统统被金人掠去。金世宗大定26年(1186)，金人张著最早在《清明上河图》上撰跋：“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这也成为日后辨认《清明上河图》真伪的一个重要参考。
《清明上河图》现世，名动一时，南宋时，临安即出现仿品，但仿者即看不到原作，只能凭传说、文字记载构图成卷。元、明、清三代，各色仿品更是层出不穷，仅1945年从溥仪手中截获就有4本之多，一时之间《清明上和图》真伪之辨甚嚣尘上。直到1950年冬，杨仁恺先生在东北博物馆库房的赝品堆里翻出有张著亲跋的《清明上河图》，经众专家鉴定，一致认定此本才是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真迹，版本之争始告一段落。
二、作者之争 对于张择端的身世史书上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千百年来一直是一个难解之谜。持北宋说的有之，持南宋说的有之，认为张择端是金人的亦有之。
认为张择端为南宋人的专家，主要是根据明晚期书画家董其昌在《容台集》中对《清明上河图》的推测：“南宋时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清代孙承泽在《庚子消夏记》中记载：“《清明上河图》乃南宋人追忆故京繁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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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张择端是金代人观点的专家，是根据《清明上河图》最早的题跋出自金代人之手，并且两宋画院均不见张择端著录。
然而，更多专家学者通过研究考证，认为张择端是北宋人。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本”，后面金代张著题跋中注明了张择端的身份为“翰林”，并且进一步指出，张择端游学于京师，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张著的题跋是关于张择端身世最早的记载，也是惟一的记载。虽然他所提到的向氏究竟为何人，已经无法考证，向氏所著《评论图画记》一书也不曾见于著录，但无疑北宋说是最具说服力的，也被广为采用。
三、“清明”之争专家学者通过对“清明”的考证得出三种观点：(一)，“清明节之意”;(二)，“清明坊之意”;(三)，即“清明盛世之意”。
明代的《味水轩日记》中记载，这幅画不但有宋徽宗的瘦金体题签、双龙小印，并且还有宋徽宗的题诗;诗中有“水在上河春”一句，这无疑说明画卷描绘的是春天景色，近代及当代美术史家郑振铎、徐邦达、张安治等均主“清明节之意”之说。
对春景之说首先怀疑者是开封市教师孔宪易先生。他在1981年《美术》杂志第二期上发表《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一文，孔宪易先生在文章中通过对木炭，石磙子、扇子、西瓜、服饰等考证研究，认为是画的秋景。清明之意是指“清明坊”。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邹身城先生在中国宋史研究会上提出论文《宋代形象史料，〈清明上河图〉的社会意义》，认为这里“清明”一词，本是画家张择端进献此画时所作的颂辞，即“清明盛世之意”。持“清明盛世”观点的还有著名鉴定专家史树青先生，史树青先生指出：“清明非指清明节这一天，而是作为称颂太平盛世的寓意，清明即政治清明。”
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周宝珠先生，在《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一书中，对孔宪易先生的“清明坊”之说持否定态度。周宝珠教授考证认为，扇子的功能不仅是用来拂暑驱蝇，在北宋时期它除有题诗作画、扑卖馈赠之用外，还有“便面”之用。“便面”即指书生文人、达官显贵、庶民布衣在街上碰到熟人不愿寒暄，就以扇子障面。故曰：“以扇遮面，则其两便”。而《清明上河图》中出现的扇子有十多处，正是孔宪易先生产生秋景说法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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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宝珠教授对“政治清明”一说赞赏有嘉，并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可能性。北宋时期国家经济趋于繁荣，出现了较唐朝时期之后的又一个太平盛世。这一时期的文人官宦，为了仕途腾达，对当朝皇帝大肆歌功颂德。《清明上河图》中展现出的磅礴气势和繁盛景象，最能迎合宋徽宗的政治理想。此说，看似有道理，但细细推敲却发现《清明上河图》中不仅描绘了盛世的繁华，也刻画了众多的小人物，正在乞讨的乞丐，官衙门口的懒散士兵，这些景象似乎与太平盛世相违背。
无论“清明”究竟是何意，都不影响《清明上河图》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它浩瀚的画卷，严谨的结构，生动的人物活动，博得了历代帝王名士的青睐，也历史的浩瀚中书写了自己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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