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5日，是清末一代名臣左宗棠逝世130周年纪念日。左宗棠一生经历坎坷。年轻时先后三次赴京赶考，却因为诸多原因，三次落榜，最终他离开京城。1868年，当他以陕甘总督的身份来到京城觐见时，已经过去了30年时间。左宗棠待了10天，在许下五年平乱的诺言后离开京城。1881年，左宗棠奉旨入京，不到一年，因调任两江总督再次离开北京。1884年左宗棠再度召入京城出任军机大臣，不久，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离京赴福建主持军处。1885年，左宗棠在福州病逝。

　　1 三度赴京赶考最终落榜

　　道光十三年(1833年)，22岁的左宗棠第一次来到京城参加会试。左宗棠首次进京，住在什么地方，已无从稽考，很有可能就是住在胡林翼家。这次进京，左宗棠虽然落第，但得以与胡林翼结识并建立了终生的友情。

　　胡、左两家是世家——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和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是岳麓书院时的同窗。此时，胡达源正在京城为官，全面负责实录馆(职掌修史)的事务。这次进京，左宗棠或许就在胡林翼家住过不短的时间。胡、左二人同龄，胡林翼只比左宗棠大三个多月，最难得的是志趣相投：两人纵谈古今大政，废寝忘食。因为担心声音太大而影响家人，“每风雨连床，彻夜谈古今大政”，风雨之夜，他们便将床搬到一起，借着雷雨声的掩护，彻夜长谈。

　　只是遍寻《胡林翼集》和各种版本的胡林翼年谱，包括与胡达源同期为官的翁同龢父亲翁心存的日记等资料，均未能找到当初胡家所居之地。

　　落榜之后，左宗棠将自己此番赶考的所见、所闻、所想，写成诗《燕台杂感》八首。在诗中，他虽然发出“穷冬走马上燕台”、“洛下衣冠人易老”的感叹，但也强调“西山猿鹤我重来”的志向：与北京西山的猿鹤相约，还要来京城再看它们。从字面上来看，左宗棠在京备考的闲暇之余，曾和朋友一起逛过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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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京期间，左宗棠的新婚妻子周诒端在湖南老家听说左宗棠在京病重，不禁十分担心、忧思成病。虽然事后得知只是谣传，但当时交通不便，周诒端因此落下了肝气上犯之症。

　　道光十五年(1835年)二月，左宗棠二度进京赶考。进京之前，妻子正临盆待产，因此左宗棠十分牵挂，抵京后频繁给家里写信。从左宗棠三月二十二给周汝充的信末尾所署的“京师铁门周宅书寄”可知，此番赴京赶考，左宗棠住在铁门周华甫家。

　　今天的北京西城区，有“铁门胡同”，北起西草厂街，南至骡马市大街。铁门之名始于明代，原是虎场。后来演化为铁门巷，1965年改今名。左宗棠所住的铁门，应当就是今天铁门胡同一带。

　　不巧的是，因为水土不服，左宗棠此次进京还真得了重病。由于生病，再加上思乡之情，左宗棠在京城过得并不如意。在给妻兄周汝充的信中，就时常有“不服水土”、“心中颇不甚舒畅。兼以客居无聊，思乡念切”、“兴会索然”等词句。

　　这次会试，左宗棠自我感觉还不错。发榜时，他被初选为第15名。但没想到湖南多录取了1名，揭晓时就将左宗棠的试卷撤下，把名额拨给了湖北，左宗棠只被取为“誊录”。誊录主要工作是为编撰皇帝实录担任抄写工作，即相当于文书之类。虽然将来如果表现好，也能外放做小官，但左宗棠不甘屈就，返乡准备第三次科考。

　　道光十七年(1837年)十二月初，左宗棠第三次进京。路过汉口，他遇见欧阳晓岑(字兆熊)，两人结伴而行。左宗棠那首被评为气度豪迈的著名对联——“迢遥旅路三千，我原过客;管领重湖八百，君亦书生”就是在这一年写的。欧阳晓岑在《水窗春呓》中记载了左宗棠此后广为引用的一件逸事：在汉口渡船上，左宗棠给妻子的信中说“舟中遇盗，谈笑却之”，告诉妻子自己在谈笑间赶跑了上船的盗贼。同住一船的欧阳便问左宗棠的仆人在什么地方遇到强盗?仆人说没有，只是左宗棠梦中遇见贼人而已。不过，欧阳晓岑的记载，只是用来开左宗棠爱吹牛的玩笑，并非史实。因为当年左宗棠进京，他并没有带仆人，而且遍查左宗棠给妻子的信，也无关于遇到盗贼的叙述。

　　道光十八年(1838年)二月，左宗棠抵达京城，依然入住铁门周华甫家。这次赶考之前的大部分时间，左宗棠致力于研究古今地理沿革，并花费了大量的精力绘制自己研究的全国地图。换言之，他并没有认真准备八股文等科场应试题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孟浪进京，全无佳想”。再加上他到了京城之后，天天和胡林翼等朋友喝酒游宴，“几置试事于度外矣”。因此，最终落榜也在情理之中。

　　左宗棠此番进京，除参加科考之外，还为给守寡多年的岳母申请旌表、参加实录官考试(考中后，可由誊录外放为教谕，以挣钱安身和补贴家用)，前前后后在北京待了一年多：从道光十八年(1838年)二月抵京，一直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才回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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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在京城待的时间延长，所带的盘缠不够，道光十八年(1838年)五月，左宗棠被迫向同来参加会试的老乡陈尧农借银近百两。借款时说好月底在长沙交还，由于家里一时凑不到这么多钱，左宗棠只好先请周汝充帮忙偿还。之后，欠周汝充的钱也未能在约定的九月份还上，左宗棠不得不写信向周汝充致歉。

　　除了落第、缺钱等不顺心的事，在京期间，左宗棠又得了重病。此时的左宗棠，可谓穷困潦倒，“心绪极其无聊”。或许正是这样的痛苦经历，使得左宗棠决意不再参加会试。从此直到同治七年(1868年)，近30年间，左宗棠再也没有来到北京。

　　2 30年后再次进京许下五年平乱诺言

　　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捻军被平，朝廷下旨让此前在河北一带指挥部队与捻军作战的陕甘总督左宗棠进京觐见。这距离他道光十九年(1839年)离京已经过去了近30年。进京之前，他还多次给在京城的好友夏芝岑去信，请教相关礼节，要夏芝岑将各种应注意事项“不嫌烦琐”地“逐一开示”给他。

　　左宗棠此番进京，从连镇大营(今河北衡水景县连镇乡)出发，走水路抵天津再由旱路于八月初十(公历9月25日)抵京，至八月十九(公历10月4日)陛辞出京，在京城呆了10天。

　　左宗棠此番进京，住在哪里?他的相关书信、奏稿等文献都没有记载。按照一般惯例，外省督抚进京述职、觐见多住在贤良寺，左宗棠应该也是住于此地。贤良寺位于北京东城区现金鱼胡同、校尉胡同、煤渣胡同一带，原为雍正时怡亲王允祥的府邸，后遵允祥遗愿改为寺庙。今天，寺院建筑已基本不存，但关于贤良寺的说明中，还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晚清炙手可热的地方督抚进京都寄住于此”的内容。

　　在京期间，慈禧、慈安两宫太后和同治皇帝召见左宗棠时，曾询问他几年之内能平定陕甘回乱。左宗棠答以五年之期。类似的故事在明朝崇祯元年(1628年)时曾经出现过，新任蓟辽总督袁崇焕被崇祯皇帝召见时，也被问到几年能平定满清、收复辽东。袁崇焕当时的回答也是五年。只不过在第二年，袁崇焕即被崇祯下狱，后被凌迟处死。左宗棠答以五年之期，慈禧虽嫌时间太长，但还是支持左宗棠。后来的事实证明，左宗棠所言非虚，同治十二年(1873年)，陕甘回乱全部平定，距他赴京觐见刚好五年。

　　光绪六年(1880年)四月，为促俄罗斯归还伊犁，左宗棠以69岁的高龄率亲兵出玉门关前往哈密驻扎，以备与俄罗斯作战。而俄罗斯也增兵东北边境，并扬言派兵船二十三艘由黑海、阿非利加驶至中国洋面，封锁辽海。中俄关系趋于紧张。七月，左宗棠接到朝廷谕旨，令其来京“以备朝廷顾问”。

　　左宗棠从哈密起程北上之时，为防备与俄罗斯作战，经朝廷同意，左宗棠先后调派3000多人至张家口驻扎。后来左宗棠接到朝廷谕旨回到京城后，中俄签订合约，俄罗斯同意归还伊犁，清廷赔款900万卢布。两国因此免于战事。

　　此番进京入值军机，左宗棠做好了在京城安老的打算。他给京城好友徐小云寄去两千两银，请徐帮忙购屋。在地段方面没作要求，他表示和大多数京官住在一块即可，只是希望屋旁有空地可以种菜，“能如京官住宅款段，即可相安，惟宅旁须有隙地可以畦蔬，庶有生趣”。

　　不过，徐小云后来并没有给左宗棠买房，而是先在上斜街租了一地儿供左宗棠暂住。或许，徐小云觉得，买房这样的大事，还是左宗棠进京后自己定夺更好。上斜街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东起宣武门外大街，西至下斜街，有年羹尧故居、龚自珍故居等。但当时左宗棠觉得此地治安不好，并不满意，而是希望将住所安排在内城。

　　3 兴修永定河畿辅水利

　　光绪七年(1881年)正月二十六日，左宗棠抵京，三天后奉旨入值军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后来，左宗棠又被改授两江总督，于当年年底离京。左宗棠在京城住了大约九个月。期间，他亲历慈安太后丧礼、提议为八旗练兵、亲自指挥兴修永定河等畿辅水利、力主提高鸦片关税等事件。其中，以兴修永定河等畿辅水利与北京关系最为密切。

　　当时因为与俄罗斯免于战事，驻扎在张家口的3000多士兵如何安排，成为一大问题。左宗棠提出了解决方案：一是从中挑选数百人，帮助训练守卫京师的健锐、火器两营，以提高两营的战斗力;二是让其余士兵到直隶、顺天河流上游兴修水利。由于八旗贵胄的抵制，练兵之举，只好从缓。于是，3000多士兵全部参与水利兴修——在中国第一长桥涿州永济桥一段挖河筑堤，在永定河上游筑坝拦水。

　　永济桥浚河筑堤工程四月底动工，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五月十二日(公历6月8日)，左宗棠请旨出京视察河工，直至六月初八(公历7月3日)才取道石景山回京。出京整整25天。永济桥浚河筑堤工程闰七月完工后，“河流顺轨，舟楫往来，农商称便”。经李鸿章派人验收后，评价为“工程坚固，堪耐久远”。《涿州志》也说，“宗棠由西夏凯旋，尝驻兵县北永济桥东，后令兵士挖河，与民秋毫无犯。”八月，左宗棠又派亲军1400余人，协助李鸿章率领的淮军疏通永定河下游。原定三个月才完成的工程，只用了一个月，共挖土方将近60万。至此，左宗棠兴修水利第一阶段工程初战告捷。

　　下游清淤的同时，左宗棠派兵从卢沟一带“步源北上”，就近伐石，建坝拦截，凿渠导流，以减缓永定河上游湍急水流。此项工程，“工繁费巨”，为了筹措经费，左宗棠从所部军费中设法拨来六万余两。截至当年十月，在永定河上游建成水坝五座，由于天气转冷，只好暂停待第二年春天再开工。

　　左宗棠兴修水利，得到沿河百姓的欢迎。九月初六日(公历10月28日)，左宗棠改授两江总督，永定河上游沿河百姓担心左宗棠亲军南下，便委派当地乡绅士子到左宗棠寓所，请求留下部队将工程修毕。此前修好的渠坝已让沿河两岸增加了良田20万余亩，一改这些村庄“丁口日繁，谋生无术”的面貌。左宗棠见状，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当地士绅才满意而归。

　　左宗棠兴修水利，大大造福畿辅百姓。十一月初四(公历12月24日)，清廷根据恭亲王、醇亲王的奏折发布上谕，对左宗棠督部兴修水利提出表扬。当时的报纸亦称颂左宗棠以侯相之尊“犹复沐雨栉风，宣劳畿辅”，赞扬其虽身居高位仍心系民生。

　　4 在北池子大街购房

　　光绪七年(1881年)在京期间，左宗棠由于“感触暑气”导致感冒并引发肺痰等症状，严重的时候不仅跪拜即难起立，就是说话也不利索了。七月初三日起，他多次请假，甚至两次请求开缺(辞职)。

　　七月、闰七月，左宗棠断断续续休息了将近两个月，左宗棠的病不但没好，反而因着急而导致“风火上腾”，出现面目红肿、风疹遍体等症状。于是，他在八月十三日再次上折请求撤销各差使。但朝廷依旧没有同意，而是赏假两个月，让其休养。两个月假期未到，九月初六日，清廷便下旨，让左宗棠接替刘岘庄，补授两江总督。

　　左宗棠此番在京师九个月，住在什么地方呢?由于觉得徐小云租的地方较为偏远，加上治安不好，左宗棠并未入住，进京之初一直住在贤良寺。时为署兵部侍郎的王文韶在日记中记载，“正月二十七日，左恪靖到京，暂寓贤良寺。”(《王文韶日记》上册，中华书局1989年12月第1版，第551页)

　　根据王文韶的日记，光绪七年二月后，左宗棠搬到位于北池子北头的新家。左宗棠相关著作也证实他在北池子一带居住。离京前夕所作的《红蝠山房记》中，左宗棠对住所有详细介绍，“余近寓东华门外北池子西偏，对禁城，中隔荷池，户牖皆拱宸垣。”(《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376页)“红蝠山房”就是王文韶在京城新建寓所的名字。新房建好后，王文韶请翁同龢题写匾名，请左宗棠撰文以纪念。综合王文韶日记中所记“北池子北头”和左宗棠所说的“北池子西偏”等信息，我们可以推断，左宗棠所购房屋应该就在今天东城区北池子大街西侧，大概位置介于宣仁庙和凝和庙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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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晚年进京两个月内被参劾三次

　　经左宗棠一再陈请，光绪十年(1884)正月，清廷终于同意由曾国荃接替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三月，左宗棠交卸差使并请朝廷赏假四个月以安心调理。但由于此时法越构兵中国边境、进犯福建沿海一带，忧心国事的左宗棠很快于四月初二销假。清廷接到奏折后，立即于四月初九下旨让左宗棠“即来京陛见”。

　　四月二十一日，左宗棠从江宁出发，北上进京，五月二十日抵京，入住旃檀寺(又名弘仁寺，今北海后门往西)。因连日赶路，中途受暑，左宗棠抵京后，并未立即觐见，而是先请假医治调理。二十五日，清廷下旨，令左宗棠依然出任军机大臣，并管理神机营事务。

　　从五月二十日到七月二十六日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身份离京，左宗棠此番在京居住了两个多月时间。可这短短两个月，左宗棠接连遭遇三次弹劾，可谓非常郁闷。

　　进京不久，闰五月初七日(1884年6月29日)，因中法战事紧急，左宗棠用内阁典籍厅印行文照会前浙江提督黄少春，令其迅速调募成军，开赴广西镇南关外助防。由于事前未奏朝廷批准，当日左宗棠经人参劾后被下旨批评，认为此举擅用内阁印信“殊属非是”。清廷让左宗棠将所取备用印封全部交回内阁，在同意调黄少春部赴广西的同时，解除左宗棠对旧部黄少春军的调度指挥权，并要求左宗棠“嗣后务当随事谨慎，不得稍逾体制。”

　　不到半个月，左宗棠遭遇第二次参劾。闰五月十八日，左宗棠上《遵旨保荐人才折》，保荐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纪泽等人，盛赞曾纪泽、德馨、梁肇煌、魏光焘四人“皆堪备督抚之选”。两天后，时为御史的赵尔巽上折，说曾纪泽已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属朝廷高官，自有朝廷体察而不应由左宗棠保举，参劾左宗棠的举荐“实于体制不合”应提出批评，并撤销对曾纪泽的表彰。还好，这一次，清廷和慈禧支持了左宗棠而未同意对他的参劾。

　　左宗棠所保荐的这些大臣中，曾纪泽51岁时即去世，官至户部左侍郎;梁肇煌后来曾代理两江总督;魏光焘官至新疆巡抚、两江总督;德馨曾代理浙江巡抚。应该说，左宗棠都没有看错人。

　　举荐风波落幕不到两个月。七月初二，礼部尚书延煦上折，参劾左宗棠在六月二十六日光绪皇帝诞辰时，没有随班叩贺，实为“蔑礼不臣”。清廷据此对左宗棠罚俸一年。初六日，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醇亲王奕譞出面为左宗棠辩护，批评延煦所参并未止于左宗棠失礼之处，而是“肆口妄陈，任情颠倒”并认为“此风一开，流弊滋大。”一时间，形势陡转，原告反变成被告，延煦被“革职留任，罚俸一年”。

　　短短三个月内，三次被参，左宗棠虽未受到重大处分，但应该说心情是不愉快的。

　　七月十八日，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负责指挥清军抵抗进犯我国福建沿海的法军。二十六日，他离开京城、取道南京前往福州。这也是他与北京城的诀别——第二年，也就是光绪十一年(1885年)七月(公历9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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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左宗棠此次进京的资料很少。光绪十年(1884)闰五月二十一日的《申报》曾报道左宗棠入京之初将公馆设在弘仁寺(即旃檀寺)，后来移至西安门内兴胜街江宁将军善庆斋内;八月初三日的《申报》还说左宗棠后来搬至金鱼胡同贤良祠。不过，《申报》所说的金鱼胡同贤良祠，应该是贤良寺之误，因为贤良祠位于西城区地安门大街(今中国妇女报社内)，而不是金鱼胡同一带。

　　左宗棠入住金鱼胡同贤良寺之说，应该更为可信：在今天东城区西堂子胡同25号-37号院(今乐天银泰商场东面)外墙，就挂着一个铭牌，上面写着“此宅原为清末名臣左宗棠所用”。这里，就是人们常说的左宗棠在京的最后落脚地，但并非左宗棠所买。当时，这些地方都还属于贤良寺，相当于朝廷的招待所。而且，西堂子胡同25号-37号院是由多组院落构成的中型四合院建筑群，左宗棠所居，大约只是其西侧部分。上世纪30年代，国画家、清宗室溥雪斋曾购得此宅居住，如今分别为基督教女青年会以及对外营业的宾馆“婧园雅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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