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明孝陵一直是祖宗根本之地，备受尊崇。每岁有固定三大祭、五小祭。凡遇国之大事，均需遣勋戚大臣祭告。明清鼎革之后，明孝陵仍享有崇高的地位。尤其是康乾年间，康熙南巡，6次遣官拜祭，5次亲往谒陵;乾隆6次南巡，更是次次至明孝陵“拈香奠酒”。且二人祭拜时均行三跪九叩之大参礼，可谓优渥有加。被时人誉为“礼文隆渥，踰于常祀，是乃千古盛德之举”。康乾二帝何以对前明君主推崇备至，值得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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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明孝陵是正统地位的象征

　　清朝入关伊始，就十分重视对明孝陵的维护。顺治元年五月，全国局势未稳之际，摄政的睿亲王多尔衮就“遣大学士冯铨，祭故明太祖及诸帝”;顺治二年五月初，豫亲王多铎平定江南，本月中旬进驻南京城，二十七日就“谒明陵，命灵谷寺僧修理”。七月，又“遣内官正副二员，陵户四十名，守明陵”。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第一次南巡到达金陵，即亲往孝陵拜祭。“上由甬道旁行，谕扈从诸臣皆于门外下马。上行三跪九叩头礼，诣宝城前行三献礼;出，复由甬道旁行。赏赉守陵内监及陵户人等有差。谕禁樵采，令督抚地方官严加巡察。”其谒陵态度之恭敬，礼数之尊崇，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据说“父老从者数万人，皆感泣”。

　　《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自古以来，祭祀就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明室覆亡前，对孝陵的官方祭祀，理所当然是由明皇室主持进行，而现在却由清代皇帝取而代之。祭祀主角的转换，其实暗合了江山易主的历史现实，亦即表明了正统地位的转换。这恐怕是多铎亲王、康熙皇帝祭拜孝陵时，所要向世人表述的第一层含义。

　　其实，孝陵被用作正统地位转换的象征，早在明初即已有之，只不过那时还只是朱家内部轮换而已。建文四年六月，燕王朱棣攻陷南京，宫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终。诸王群臣纷纷上表劝进，朱棣在象征性的推辞两次后，于己巳日，“谒孝陵”，虽然“唏嘘感慕，悲不能止”。但当礼毕后，百官再次“备法驾，奉宝玺”劝进时，朱棣没有再做过多推辞，最终登上皇位。与其说是事不过三，不如说是形式上所必需的登极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这其中祭拜孝陵，昭示自身的正统性，就是不可或缺的最后一环。所以，在后人撰修的《明史》中，对此事的记载相当简洁：“己巳谒孝陵，遂自立为皇帝。”而明人章潢的《图书编》，则记载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诸王上表劝进。燕王命驾将入城，学士杨荣迎驾前日：‘殿下先入城耶，先谒孝陵耶?’燕王悟，遂谒孝陵。”由此可见，明孝陵在政权交替之际的重要性。对于这一点，清朝的帝王是看得相当明白的。乾隆皇帝就有《明太祖陵》诗，云“金川不守景隆城，叩马壮哉御史楹。先谒陵乎先即位，杨荣却异姓连情。”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白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景山。于是，在南京拥立新帝就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一时间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涝以及周王、桂王均有即位的可能。东林党人力主潞王;时任凤阳总督的马士英则主张桂王，各方势力纷纷登场。直至五月初一福王朱由崧祭拜孝陵，才最终平息了这场明争暗斗。祭陵后的第三天，福王监国，半月后正式登极。孝陵在这场即位之争中，再次成为了正统地位的象征。

　　当然，清代的皇帝是没有必要先谒孝陵再即位的。但康熙至陵前的拜谒，与燕王、福王的祭拜在实质上是有其相似之处的。都是要通过谒陵这一形式，昭示天下，所不同的只是昭示内容而已。清帝要向明代遗民表述的是这样一个信息：义军相抗也好，拒不出仕也罢，官方祭祀的权力已经掌握在了爱新觉罗氏的手里，这已是不可改变的历史现实了。

　　通常情况下，清帝在谒陵之后，紧接着的一项活动就是临幸演武场阅兵，这是耐人寻味的一点。比如康熙皇帝在6次南巡中，共进行了5次阅兵，其中3次都是在谒陵的当天，2次是次日。唯一的一次例外，是第4次南巡，巧合的是，那次他也没有亲往祭陵。对此，《金陵通纪》等均有详细记载。如果说乾隆皇帝南巡时的阅兵，已经是夸耀武功、粉饰太平的成分居多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康熙帝的阅兵，其用意就要深远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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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是毕恭毕敬的谒陵，一边是耀武扬威的阅兵。其时间之近，让人不由得浮想联翩。尤其是康熙首次南巡谒陵后，“驻跸大教场，将军以下官射”，最后，康熙皇帝“亲射，右发五矢皆中，左发五矢四中”，据说“士民观者以数万计，皆踊跃欢呼”。场面之壮观，不难想象。一则鼓舞了士气，二则扬威于人心未稳的江南民众。年少老成的康熙帝，一手文治，一手武功，其软硬兼施、恩威并用的政治手腕，让人不得不赞叹。

　　二、祭明陵表达了对满汉认同的诉求

　　明清易代被称之为“天崩地坼”的大事，之所以如此，绝不仅是因为政权的嬗替。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可能只有宋元之际和明清鼎革相类似，两者的共同点就是异族的入主中原。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王夫之说：“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非我族类，不入我论。”从中人们不难读出其对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的切齿之恨。清初的“薙发令”以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一系列暴政，更是激起了江南士民的强烈反抗。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清帝在全国局势基本稳定之后，到士风最为浓厚、遗民最为集中的江南拜谒孝陵，其谋求满汉认同、消弭民族矛盾的诉求，就不言自明了。“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东夷，文王西夷，岂可以东西别之乎?”乾隆就曾在其《历代帝王庙礼成恭纪》中，愤愤不平地辩解道。消弭民族矛盾，首先就要消除文化隔阂，相对于强势的中原儒家传统文化，清朝统治者所能做的主要就是接纳并吸收儒家文化。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康熙南巡归途中经过山东曲阜，亲诣孔庙参谒。《清史稿》记之甚详：“戊寅，上次曲阜。己卯，上诣先师庙，人大成门，行九叩礼。至诗礼堂，讲易经。上大成殿，瞻先圣像，观礼器。至圣迹殿，览图书。至杏坛，观植桧。入承圣门，汲孔井水尝之。顾问鲁壁遗迹，博士孔毓圻占对甚详，赐官助教。诣孔林墓前酹酒。书‘万世师表’额。留曲柄黄盖。赐衍圣公孔毓埏以次日讲诸经各一。免曲阜明年租赋。”孔庙的“九叩礼”，让人不由联想到半个月前康熙在明孝陵前的“三跪九叩”，由此亦可见康熙皇帝的良苦用心。论及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明太祖可能无法与孔子相提并论。但康熙帝在南巡途中对二者的拜祭，相似的决不仅是形式上的“三跪九叩”，更是实质上的对满汉文化认同的诉求。一个是“万世师表”的孔圣人，代表着对千年儒家文化的传承;一个是开创有明一代基业的明太祖，代表着对前朝君主的优渥;正所谓殊途而同归。

　　对于清初那批数量庞大的明代遗民来说，明孝陵确实有着异乎寻常的象征意义。对孝陵的拜祭，其实就代表了对故国的追思。所以，在清初，自然会有那么的人前去“哭陵”。所谓“孤忠遗老，于社稷沦胥之后，既倮然亡奈何矣。独往往歌哭陵上，摅其志士之悲。”顺治八年，顾炎武初谒孝陵，从此寓居在钟山之下，自名“蒋山佣”，表明了自己要做明太祖守陵人的心志。此后的十余年间，顾炎武一共七谒孝陵。“薄海哀思结，遗臣涕泪稠”，其谒陵时心境之悲凉，是后人难以真正体会的。在当时有相似心境的，又岂止顾亭林一人，他代表了那一整代的明遗民。“孤臣二十余年泪，忍到今秋洒孝陵”，孝陵已经成为那一代人寄托哀思和发泄情感的场所，也是已经灭亡的大明王朝的最后象征。

　　在这样的前提下，再来审视清帝的谒陵，就会发现其行为本身的针对性是相当强的，其所指向的，正是那些谒陵的遗民们。清帝的谒陵，尤其是前期康熙帝的祭拜，据说上至“垂白之叟”，下至“含哺之氓”，“父老从者数万人”，观者如堵，声势浩大;而其恭敬谦卑的做法，更被誉为“足超轶百代”。由此，不难想象清帝谒陵在江南社会起到的轰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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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在热闹喧嚣的背后，一些事情似乎已经无声无息地发生了转变。那些明遗民会发现，他们那片最后的“精神家园”似乎也不复存在了，因为它已经成为了新朝君主礼贤前代的场所。谒陵的主角也不再是他们这些“歌哭陵上”的“孤忠遗老”，而变成了前呼后拥、风光无限的新朝君主。不经意间，人们似乎已将自己的注意力由孝陵本身转移到了谒陵的人身上。而对孝陵的拜谒，似乎也没有了那种“长歌当哭”的悲情氛围。“涕泗遗民在，悲歌隔世同”，明遗民的心境，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似乎已经很遥远了。

　　三、祭明陵是对“清承明制”的认同

　　在清代，对明太祖朱元璋的评价一直是非常高的。《清世祖实录》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十年正月)丙申，(顺治)幸内苑，阅《通鉴》”，提出一个问题：“上古帝王，圣如尧舜，固难与比伦，其自汉高以下，明代以前，何帝为优?”范文程等人答道：“汉高、文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洪武，俱属贤君。”顺治又问：“此数君者，又孰优?”陈名夏对曰：“唐太宗似过之。”顺治帝并不认同这个看法，他说：“岂独唐太宗!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所定条理章程，规划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可见，顺治皇帝对明太祖评价之高。康熙帝亦有相似的评价，在其第三次南巡祭拜孝陵时，亲书“治隆唐宋”四字，并命江宁织造曹寅制匾，“悬置殿上，并行勒石，以垂永远”。对明太祖的评价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后来他又进一步阐述道，“明太祖天授智勇，崛起布衣，纬武经文，统一方夏，凡其制度，准今酌古，咸极周详，非独后代莫能越其范围，即汉唐宋诸君诚有所未及也。”顺康二帝在明太祖评价问题上口径之一致，令人吃惊。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凡其制度，准今酌古，咸极周详。”同样，顺治皇帝给出的明太祖超越前代君王的理由，也是所定制度“规划周详”。既然明代制度如此完善，“咸极周详”，那清代理所当然要加以继承了。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清承明制”。对于这一点，清代的统治者是不避讳的。康熙帝就曾反复提及“明太祖旷世英雄，超轶往昔，规模典章，我朝尚多徵据”，“朕观明史，……我朝事例，因之者多”。

　　事实也确实如此。明代的典章制度到清代大部分都得到了保留，最主要的如中央不设宰相，以内阁作为辅政机构，相权分归六部;地方设总督巡抚;监察方面，中央仍设六科给事中，地方则是十五道;司法制度上仍是三法司，即刑部、大理寺、都察院。而这些制度，主要创立于明初，由朱元璋一手厘定。

   由此观之，清代君主对明太祖的高度评价也就不足为奇了：肯定了明太祖，其实就是肯定了明代，特别是明代的典章制度;而肯定了明制，就是肯定了与之相因袭的清朝自身制度的合理与合法性。从这层含义上推而广之，也就不难理解康乾南巡时祭拜孝陵礼数之优渥、态度之恭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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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在清帝历次谒陵的祭文中，更是不厌其烦的阐述其“继统”而非夺位的身份。顺治元年，摄政王多尔衮遣大学士冯铨祭告孝陵的祭文中，就说道“兹者流寇李自成，颠覆明室，国祚已终。予驱除逆寇，定鼎燕都。惟明乘一代之运以有天下，历数转移，如四时递禅，非独有明为然，乃天地之定数也。”首先，强调明代的灭亡是“国祚已终”、气数已尽;其次，申明清军入关击败李白成的农民军，是“驱除逆寇”，既为明代报了深仇大恨，又维护了国家的统一。由此推之，则明清易代是理所当然、合情合理的了。康熙帝在其谒陵后所作《过金陵论》中说：“闯贼以乌合之众，唾手燕京，宗社不守。马阮以嚣伪之徒，托名恢复，仅快私仇，使有明艰难创造之基业，未三百年而为丘墟。”不仅再次强调农民军才是导致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而且强调南明政权的无能与非法。因此清代才会“受天眷命，绍缵丕基”。乾隆帝在其拜谒明孝陵时所作的诗中，说得更为直接：“嬗谢都关天运乘，攘除非自本朝兴。代为翦逆当方革，岂是困危致允升。”一言以蔽之，阐述清朝的正统与继承的合法，是清帝谒陵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个时候，祭文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宣讲书;而明孝陵，则成为一个绝佳的宣传平台。而事实也证明，这种委婉而巧妙的政治表述，比之前的军事杀戮更行之有效。

　　四、结语

　　三百余年后的今天，当人们再次审视清帝祭拜明孝陵的举动时，应当肯定其积极效果是十分明显的。清帝的谒明陵是其统治方针转变的一个缩影，政策上由入关之初的军事杀戮、强力镇压向诉求文化认同、消弥民族矛盾的转变，很好地笼络了人心，并进一步稳定了全国局势，特别是在当初反抗最为激烈的江南地区。其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曾经作为故明象征的明孝陵，在文人笔下逐步地转变为吊古鉴今的所在。“山河故国事全销，黄屋青丘锁寂寥”，面对孝陵，人们更多的感受是对王朝更替、时代兴衰的感慨。“怅望寝园今寂寞，橐驼秋牧孝陵烟”，透露出的已经是历史的落寞和时人的闲散;“寒云无恙锁松楸，共道兴朝礼数优。仍遣中璫趋享殿，不教牧竖践明楼。”此时的士人们主要做的，已经是对本朝和当今皇上的歌功颂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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