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司马迁记载，从公元前219到210年，秦始皇在四次东巡中始终伴随着一项寻找“长生仙药”的活动。不少论者将此举与秦始皇贪生怕死或贪图享乐联系起来，果真如此吗?还是嬴政另有难言的隐情和苦衷，这是一个需要辨析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和对秦始皇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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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追求长生的缘由

　　秦始皇最后一次东巡“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这一记载反映了嬴政不愿在知天命之际死去的心理状态。东巡以来的10年中，始皇的身边经常闪现着为他寻找长生药的术士或方士的身影，从秦始皇虽一次次被骗而仍乐于此求不疲来看，他希望自己活到一个较高年岁上的愿望非常强烈，始皇追求长寿除了能更长久享受帝王才能享受的特权生活，还带着强烈的家族政权所负载的政治理想和诉求。类似的现象还发生在如汉武帝、唐太宗和清世宗这些杰出君主的身上。

　　公元前218年，秦始皇车队驰行至河南阳武博浪沙时，埋伏于道旁的刺客抛掷出一个120斤的大铁锥，砸向秦始皇的车队。这是韩国人张良策划的一次精确度非常高的刺杀，始皇是在刺客砸错车的情况下才幸免于难。假设秦始皇被博浪沙狙刺吓得从此呆在宫里，他也许能活到60岁甚至更高。如同荆柯的刺杀并没有阻止嬴政统一的步伐一样，博浪沙刺杀也没有能使始皇取消巡视天下的计划，可见他并非怕死之人。敌人统一前后的刺杀均没有成功，但心理战却奏效了。诅咒秦将亡和嬴政将死的各类谶语之所以携带着极大的杀伤力，在始皇心底掀起阵阵波澜，就因为这些无形武器是复国者在对其时社会矛盾和政治形势及秦政与始皇的弱点漏洞正确分析之后精心炮制出来的。始皇至死不宣布继承人并执着追求长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随时要致他于死地的潜在敌人作出的反应。

　　研究表明，战国秦代由于贫穷、疾病和战争等原因，人的平均寿命在30岁左右。秦孝公44岁，始皇父庄襄王34岁去世。完成统一的秦始皇已步入那个时代的老年期，巨大的危机感从他心底升起。环顾群子，检索群臣，谁堪帝国二代君主这一大任?谁是周公?这两个关系到王朝命运的问题，不仅始皇在思考，臣子们也在思考着，蒙恬遇害前有言：“昔周成王初立，未离襁褓，周公旦负王以朝，卒定天下。”扶苏与蒙恬搭挡，依稀可见成王与周公的影子。子婴的身份和扮演的角色，可比召公。然而，从周到秦，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变，周公辅政，虽为后世君主一再效仿，但在秦末却没有上演的环境和条件，情形完全相反的皇权转移过程，将始皇心中的成王和周公扼杀了。

　　行封建制的周天子靠诸侯拱卫，行郡县制的秦始皇靠法度立国。周的分封虽然演成列国并存争战，但名义上的周王朝仍存在了数百年。而嬴政诸子无寸土之封的秦王朝，却无法抗拒即将到来的割据复国风暴。秦始皇个人的执政力和威慑力成了维持秦帝国存在的关键因素。因此透视秦始皇追求一己生命延长的全部内心活动，仅从贪生怕死贪图享乐这一视角显然是不够的，因为纠结缠绕于始皇精神世界的，更多的是新王朝的境安民宁万世统绪，从始皇东巡刻石文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与认为始皇因追求长生而不立储君的看法相反，本文认为储君难定才是秦始皇执着地追求长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始皇不立储君与扶苏生死

　　寻找海中仙人和不死之药这一幕，使秦始皇的形象被涂上了些糊涂荒诞的色彩。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秦国之所以能战胜六国，建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国家，与握有绝对权力的嬴政的存在是密不可分的。那么，换一个人来行使绝对君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始皇去世仅仅4年零3个月，帝国大厦便轰然倒塌，辉煌瞬间成为过眼云烟，这与二世胡亥手中的绝对权力没有关联吗?作为秦二世的胡亥扮演了一个给新政权帮倒忙的可怜角色。那么，假如是扶苏继位，他能挽救秦王朝吗?我们从《史记》中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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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对扶苏的事迹记述不多，但还是可看到他经常跟随在父亲身边。扶苏是有思想和主见之人，因此经常对父皇的所作所为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是始皇有意让扶苏提还是扶苏自己主动提，司马迁未说，但扶苏的特殊政治待遇不言而喻。陈胜所说“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一语没有明确反映始皇对扶苏谏言的态度，只说明嬴政采取了培养扶苏军事素质和能力的措施;而出自司马迁笔下的“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於上郡。”一语使许多读者得出始皇疏远并惩罚了扶苏的结论。对扶苏的“数谏”，始皇是欣赏还是反感，“怒”是指向扶苏还是欺骗他的术士?因司马迁记载简略均不好定论，但始皇派扶苏去监管30万大军则是事实，这意味着什么?“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蒙恬此语道破了始皇准备传位于扶苏的心迹。秦国并非完全按宗法血统定立储君，“嫡子生，不以名，令于四境，择勇猛者而立之。”后来赵高果然以“无军功”为杀扶苏的一条罪名。始皇让扶苏到边境的真意，是希望他立军功以树威望，并加强与蒙恬的关系，从而为第二代君主有效行使绝对权力创造条件。始皇临终之际唯一的政治措施是诏回扶苏继皇帝位，但因托命于仙道寿药，使顺利移皇权于扶苏的计划未能实现，嬴政对此是负有责任的。

　　扶苏可能会成为王朝保持期或稳定期的仁君明主，而在始皇去世的这一刻，秦王朝根基未稳险象环生，扶苏却放弃了自己的生命从而也放弃了绝对君权。杰出政治家张居正惜“扶苏仁懦”，因为“仁懦”，扶苏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不堪一击，一篇伪诏就轻易置扶苏于死地。扶苏的快速自杀似乎昭示了秦王朝的命运，此举不仅冤送了自己的生命，还将秦国家柱石蒙氏兄弟推入火坑，从而使赵高和胡亥夺权阴谋轻易得逞。

　　皇权世袭社会和家国一体体制，决定了古代君主在履行治理国家公共性职能的同时，也在维护着国家权力资源一姓家族占控的私有性。就客观后果而言，张居正“乱秦者扶苏也”之论并非夸大其词。假使扶苏少些“仁懦”多些“智刚”，与蒙氏兄弟联手，将诏书真伪调查清楚，虽不一定能保证秦政权不被颠覆，但极有可能挫败赵高和胡亥的夺权阴谋。即使因赵高销毁证据使调查无果，但为国家计，扶苏也应该承担起始皇去世后的政治责任。这位合法继位人的举动让人扼腕叹息，实在是离一个堪当大任的君主还有相当距离。始皇死后最高权力迅速落入赵高之手，但如果我们仅仅将其定性为一场宫廷政变或夺权阴谋，就会忽略它更具实质性的一面，即它也是一次在历史大震荡背景之下的改朝换代事件。

　　超越个人的历史力量

　　统一六国，嬴政站在事业的顶峰雄视天下，空前的权威给他以全新的感受，“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但在后来的历史进程和巡行过程中，有一种力量不断困惑和震撼着他，边境敌人施压，国内乱象萌生，六国复国者不断制造事端，向始皇示威，一场历史大地震正悄然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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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世之功”使嬴政名垂史册，而“万世之续”则有可能毁于一旦，这让嬴政心神不安。但年龄不饶人，嬴政已不如往昔那样干练务实，如何确保王朝长治久安，始皇感到力不从心。执政者靠些虚幻的仙药之道谋划未来表明，新政权已出现了危及其生存的政治危机和权力真空。中国古代历史证明，当一个王朝中枢失效时，历史便以自己的方式出来解决问题，这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改朝换代。这一办法不仅能解决秦政难题，而且被历史一而再再而三的采用，直到高阶工业社会的来临。

　　赵高利用胡亥老师的身份及在始皇身边的机会首先发难，掀起始皇死后第一场改朝换代风暴，但他没有成功。始皇因赵高精通狱法书文和办事能力强而对他亲近使用不疑，但这位中车府令的工作更多的是属于皇帝私人事务，不是始皇考虑的辅政人选。赵高深知，如按始皇本意扶苏继位，蒙氏兄弟辅政，自己政治前途堪忧，更何况赵高曾因大罪而被蒙毅判过死刑。而始皇迟迟不公宣太子人选，给赵高的这一图谋创造了机会。赵高决定先发制人，阴谋于始皇生命垂危之际开始实施。如谋杀为赵高所为，这即是他改朝换代的第一步，其后环环相扣的步骤《史记》作了详细记载：先矫诏除掉扶苏和蒙氏兄弟;接着杀掉始皇的子女和具有潜在威胁的中央和地方官员;又将胡亥架空独掌权力并杀掉李斯;再用指鹿为马的方式进行政治试探;“将军有功亦诛，无功亦诛”的乱政，逼反王朝的最后一根支柱章邯;最后赵高女婿阎乐逼始皇仅存之子胡亥自杀。赵高在肃清了主要政敌和障碍后，准备登上帝位或王位，但终因得不到朝臣的支持而功败垂成。指鹿事件之后“群臣皆畏高”，使赵高产生了皇位唾手可得的错觉，当赵高“引玺而佩之，左右百官莫从”时，“高自知天弗与，群臣弗许。”不得已将皇权移交给始皇弟子婴。当赵高企图杀子婴反被子婴所杀时，秦王朝已元气大伤回天无力了。

　　秦国以急风暴雨般的战争手段兼并了六国，六国同样暗中顽强地展开了紧锣密鼓的复国行动。两种力量碰撞较量的结果是掀起了一场历史大震荡。这次历史大地震力量之大，将刚到达历史顶峰的秦人毫不留情地摔入谷底;这次历史波动时间之长，直到汉武帝成功削解了汉初分封的诸王国才宣告结束，历时近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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