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苏东坡“与妓游”是风流好色吗

　　近日读一篇摘编刘达临《孔子与性文化》的文章《唐宋八大家大多风流好色》，文章讲，“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王安石、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与曾巩，虽然他们都是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文章千古流传，人们读了他们的诗、词、文章肃然起敬，可是从现在可以找到的资料分析，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很风流、好色。其中讲到我们敬爱的苏东坡先生，觉得有话要讲：苏东坡真的风流好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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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文章说，苏轼私生活的浪漫是出了名的。文章举例《挥麈录》：“姚舜明庭辉知杭州，有老姥自言故娼也，及事东坡先生，云：公春时每遇暇，必约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处。饭毕，每客一舟，令队长一人，各领数妓任其所适。晡后鸣锣以集，复会圣湖楼，或竹阁之类，极欢而罢。至一二鼓夜市犹未散，列烛以归，城中士女云集，夹道以观行骑过，实一时盛事也。”正因为有这种生活情趣与经历，苏东坡写过不少旖旎、缠绵、香艳的描写男女之情的诗词，其中也不乏佳作。其实，对苏东坡与名妓交往之事，历史上不少文献也均有记载。明代著名学者陶宗仪的《名姬传》记载较为详尽，与苏东坡有过交往的有名字记载的名妓有王朝云、秀兰、周韶、琼芳、琴操、马娉娉等。

　　然而，由此就断定苏东坡风流好色，似乎不太公正。我认为，还是清代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一书中所言：“东坡生平不耽女色，而亦与妓游。”的评语较为公正。

　　关于苏东坡“与妓游”的传说，多发生在多姿多彩、美丽浪漫的杭州。林语堂先生曾说过：“由文学掌故上看来，苏东坡在杭州颇与宗教及女人有关，也可以说与和尚和妓女有关”。“苏东坡一生，遇有歌妓酒筵，欣然参与，绝不躲避。”苏东坡参与的西湖游乐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庭同乐，一种是挟妓游湖。他的挟妓游湖，都是同官衙僚属同游的。如林语堂说的那样：“在苏东坡时代的生活里，酒筵公务之间与歌妓相往还，是官场生活的一部分。”“歌妓在酒席间招待，为客人斟酒，为大家唱歌。她们之中有不少颇有天赋，那些会读书写作擅长歌舞的，多为文人学者所罗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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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现象的发生，有着一定的时代背景。一是世风使然。瑰丽的宋朝以其妩媚的魅力超越汉唐，在赵匡胤崇尚文人治国的国策指引下，形成了宋朝表面发达、文盛实衰的国风。在此国风醺然下，宋朝的妓女业十分发达与活跃。按市场需求，有“官妓”、“市妓”、“私妓”之分，其中“官妓”最为人们所仰慕，他们不只相貌出众，而且才华出众。林语堂说道：“歌妓唱的都是谈情说爱的歌曲，或轻松，或世故，或系痴情苦恋，或系假义虚情，但暗示云雨之情，或明言鱼水之欢。高等名妓也颇似现代夜总会的歌女艺人，因为芳心谁属，可以自由选择，有些竟有不寻常的成就。宋徽宗微服出宫，夜访名妓李师师家。总之，当时对妓女的看法，远较今日轻松。”

　　二是文风使然。在宋词发展繁荣中的过程中，歌妓起到了发挥词的功能、促进词乐结合、推动词的传播等作用。宋词在中国以一种特殊的传统发展出来，当时一批高级“名妓”在中国文学史上崭露头角，她们有些自己本人就是诗人，有些与文人的生活密切相关。林语堂讲：“中国诗歌经文人亦步亦趋呆板生硬的模仿一段时期之后，诗歌已成了一连串的陈词滥语，这时往往是这种名妓创一种新形式，再赋予诗蓬勃的新生命。可以说音乐与诗歌是她们的特殊领域。因为演奏乐器与歌唱都受闺阃良家女子所歧视，原因是那些歌词都离不开爱与情，认为对情窦初开的少女有害，结果音乐歌舞便完全由歌妓保存流传下来。”“她们这一阶层，与中国歌曲音乐史的发展，及诗歌形式的变化，密不可分。”由此，文人与歌妓关系密不可分，便顺理成章了。

　　然而，即使如此，林语堂说：“根据记载，苏东坡没有迷恋上哪个歌妓，他只是喜爱洒筵征逐，和女人逢场作戏，十分随和而已，他并没有纳妾藏娇。”《五灯会元》中载有苏东坡与江南名妓琴操较量顿悟的佳话，引起后世文人郁达夫兴趣，结果害得他专程到杭州看完八卷临安志，未见东坡琴操一段情。

　　说苏东坡风流好色一文还举苏东坡“春娘换马”一例来指责苏东坡，称苏东坡竟答应用婢女春娘去换朋友的一匹马，以致春娘以头撞树而死。诚然，宋代不乏把女子作为自己遣兴、抒怀、发泄、娱乐工具之文人，但苏东坡是否是这类文人，是值得商榷的。有学者研究指出，“春娘换马”典故出自明末冯梦龙编的《情史类略》，冯梦龙又从明朝人钟惺编的《名媛诗归》抄来的。学者查阅宋元明清有关苏轼的笔记、传记及关于苏轼的论文，尤其是写他家庭姬妾、歌姬诗词的文章，没有这条记载，说明此事没有可信度。相反，根据史料记载证明，在同时代的文人中，苏轼是最尊重女性的，包括歌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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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研究史料说，有两个与苏东坡特别亲密的女人，才女琴操听从了他的规劝，自己赎身之后，出家为尼；朝云后来成了他的妾，伴随他度过了艰难而又幸福的岁月，成就了一段爱情佳话。再如，现有一份宋拓苏字帖，上面记有一个妓女的一首诗，叫做《天际乌云帖》，是从第一句诗得名的。帖里说的是营妓周韶的故事。周韶曾赴宴席侑酒，她常和书家兼品茶名家蔡襄比赛喝茶，都曾获胜。苏东坡经过杭州，太守陈襄邀宴，周韶也在座。宴席上，周韶请求脱除妓籍，客人命他写一首绝句。周韶提笔立成，自比为笼中白鹦鹉“雪花女”。苏东坡补言当时周韶正在居丧，着白衣。众人都受感动，周韶遂脱籍。

　　林语堂还说：“苏东坡写了有关女人的抒情诗。但从来不写像他朋友黄庭坚写的那种艳诗。”苏东坡写歌妓的词和柳永、欧阳修、黄庭坚的同类词进行比较，品位高下立判。苏东坡所有写歌妓的词，都是赞美她们的美丽、聪慧，舞姿的轻盈，歌喉的清越，绝无“浮艳”成分，相反地，常有一种关怀爱护之情。前人说苏轼有伯夷、柳下惠之风，诚非妄语。同时，苏东坡还在文人中享有“重友轻色”美誉。《茶余客话》说苏东坡：“凡待过客，非其人，则盛女妓，丝竹之声，终日不辍。有数日不接一谈，而过客私谓待己之厚。有佳客至，则屏妓衔杯，坐谈累夕。”宋人施德操《北窗炙輠》中也谈到苏东坡的待客之道，说他招待客人之时，如果不喜欢此人，就请歌妓唱歌劝酒，用丝竹之声聒噪耳朵，终席不和此人交谈。如果遇到喜欢的朋友，苏轼就会摒去声乐侍女，杯酒之间，终日谈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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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如何对待古代文人的态度上，今人总有些偏颇，缺少时代背景、文化习俗尤其是人性人格等主客观因素的剖析。还是林语堂先生讲得好：“苏东坡这个人物个性太复杂，方面太多，了解不易。因为他精通哲理，所以不能做道学家；同样，也因为他深究儒学，故也不能为醉汉。他对人生了解得太透彻，也对生活太珍惜，自然不愿把生活完全消耗于醇酒妇人之间。”“在苏东坡的看法上，感官的生活与精神的生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人生的诗歌与哲学的看法上，是并行而不悻的。因为他爱诗歌，他对人生热爱之强使他不能苦修做和尚；又由于他爱哲学，他的智慧之高，使他不会沉溺而不能自拔。他之不能忘情于女人、诗歌、猪肉、酒，正如他之不能忘情于绿水青山，同时，他的慧根之深，使他不会染上浅薄尖刻、纨绔子弟的习气。”

　　看过《品中国文人》作者刘小川的一段话，是颇有见解的：“苏轼与女性，值得认真研究。有些史料称苏轼‘心不昵妇人’，这话也对也不对。唐宋文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钟情优美的女性，但苏东坡和白居易、欧阳修、晏殊父子及柳永、张先有明显的区别。依我愚见，唐宋文人和女性不可须臾分割的紧密联系，应当进入严肃的历史学者、文学史家们的视野。揭示生命的本质与发现历史的规律，也许是同等重要。”博友，你意下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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