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后党争之势

　　甲午中日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和签订辱国丧权的《马关条约》而告结束，从此，中国陷入更为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

　　社稷难以保守，清廷的政治统治当然也就失去了依托的基础，所以光绪帝于甲午战争后，“锐欲革新庶政致富强”，“每以维新为宗旨”。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清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官员，也纷纷“竞言自强之术”。

　　1895年6月，陕甘总督陶模上陈《培养人才疏》，向清廷提出“救弊补偏之计”十三条。接着，户部侍郎胡燏棻又上《变法自强疏》，要求清廷“筹饷练兵”“敦劝工商”“广兴学校”等。其他一些亲帝官员也纷纷上疏，要求光绪帝变法图强。

　　作为“两朝师傅，十载枢臣”的翁同龢，原来在政治上基本上是反对洋务运动的顽固派。直到甲午战前，他对变法维新的思想尚极不以为然。这从他对康有为的态度变化中可以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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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5年春，康有为来到北京参加会试，事先曾拜请时任清廷总理衙门大臣、户部侍郎的同乡张荫桓予以疏通，希望能够拜见到翁同龢。但翁同龢自视贵为帝师、军机大臣等，避而不见。

　　甲午战争以后，翁同龢认识到“非变法难以图存”，故不惜降尊纡贵，主动去康有为的住处拜访。从此，开始了维新派与亲帝势力在相互利用基础上的政治联合，亲帝势力也在朝野强大变法思潮的激动下形成了一股帝党势力。

　　光绪帝接近并利用维新派，力图变法维新的政治举措，引起了亲后势力的不满与惶恐，与慈禧太后发生政见、权力冲突已经很难避免。

　　由于原来亲后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为清议所不容，清廷遂将其召入京内“入阁办事”，失去了政治上的实力和地盘。

　　光绪帝利用当时人们痛恨对外妥协议和的情绪，于1895年7月又将亲后的孙毓汶、徐用仪等人罢值军机处，意在翦除慈禧太后的中枢势力。

　　慈禧太后则命令撤去南书房，革去翁同龢的毓庆宫差使，不给光绪帝与翁同龢公开单独会面交谈的机会。同时，任命听命于自己的王文韶出任直隶总督，并重用亲信荣禄，很快就再次调整好自己的权力基础与阵容。

　　吏部侍郎汪鸣銮、户部侍郎长麟，因不满于慈禧太后虽名已归政，但实际上仍对光绪帝多方掣肘的行为，曾于1894年乘光绪召见之机，不无鄙意地劝光绪帝收揽大权。

　　1895年12月，慈禧太后对此有所耳闻，颇为震怒，遂翻出这一历史旧账，强令光绪帝以“上年屡次召对，信口妄言，迹近离间”的罪名，将这两名亲帝的官员予以革职，永不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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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以上诸次帝、后的矛盾斗争，仅仅是帝、后党争的开端，尚未引起慈禧太后思想上的高度重视和警惕，那么，1896年3月的“寇连材事件”，则使慈禧太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使帝后党争更趋激烈公开化。

　　慈禧与光绪“斗法”

　　寇连材原是慈禧太后身边的小太监，“太后深倚之”。慈禧太后将他作为自己的心腹耳目，以“伺候皇上”为名派到光绪帝那里，“使之监督（光绪）行止，侦探近事”。

　　但寇连材在目睹了光绪帝虽贵为天子，实则无权，及慈禧太后骄奢误国等情后，竟不顾清廷内监不准妄言政事的祖制，于1896年3月23日清晨，“流涕长跪（慈禧）榻前”，要求慈禧太后以祖宗、天下为重。

　　寇连材当时不过仅是一名阉竖太监，违反清廷祖制，妄言朝政，将其杀掉，本不足为虑。但是，使慈禧太后惴惴不安的是，“慈禧疑有指使”，怀疑寇连材背后是否有光绪帝或翁同龢等人的指使授意，因此，不但命内务府将其斩杀于菜市口，并借机株连平日同情或接近于光绪帝的其他“内侍”多人。

　　稍后，慈禧便将打击的对象转向了帝党的第二号人物文廷式。

　　文廷式，江西萍乡人，他既与翁同龢有交，又与瑾、珍二妃的胞兄志锐交好，且为瑾、珍二妃的早年老师，同时又为南清流派的一员，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中有一定的影响。

　　光绪帝对他极其器重，很快将其从七品的翰林院编修擢升为四品的侍讲学士。同年3月30日，慈禧太后又迫使光绪以“遇事生风，常于松云庵广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联名执奏”等罪名，将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并驱逐回籍”。帝党的势力因此而大受损伤。

　　几乎与此同时，慈禧太后还曾试图废掉光绪帝，另立某亲王之孙为帝。因其为皇族之人，“皆知西后之凶残，畏居帝位之苦累，不欲贪虚名以受实害”，因而“佯狂不愿就”，更兼之以“恭亲王亦力争废立，西后颇惮之，其谋遂止”。

　　1897年春，军机大臣李鸿藻身染重病，慈禧太后乘机又将其亲信孙毓汶安插到军机处。慈禧太后虽身居颐和园内，但朝廷内外的大事都有其亲信大臣随时奏报。

　　在帝、后党争日趋激烈的时候，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租借军港，划分势力范围，民族危机愈加严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发生政见分歧与公开的权力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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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禧并非敌视变法

　　1898年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公开摊牌：“乃谓庆亲王曰：‘太后若仍不给我以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慈禧太后一直认为，没有她这一皇太后，光绪如何做得上皇帝，因此当她得知这一消息后，愤怒异常地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不愿他坐之。”

　　尽管如此，慈禧太后还是不敢立即与光绪帝公开撕破脸面，直接从皇位上将光绪帝拉下来。这是因为，光绪帝自继位以来，虽性格怯懦，政绩平平，但并无明显的失政失德行为，慈禧太后不得不对朝廷内外的舆论有所顾忌。

　　同时，她也料定光绪帝处于无权无勇的地位，尚不至于对她构成实际的权力威胁，故而对光绪帝依靠并不掌握清廷实权的学士言官，以及康、梁维新派等进行的变法活动，暂时采取了姑息容忍的态度。她曾对其亲信说：“由他（光绪）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同上。

　　光绪帝利用慈禧太后的这一“宽容”态度和机会，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了《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

　　由于帝、后两党的斗争在戊戌变法运动中表现得较为突出激烈，因此帝后党争难免被人们涂上变法维新与顽固守旧的政争色彩。其实，自甲午战争以后，慈禧太后对当时兴起的变法维新思潮是持审慎重视态度的。

　　1895年5月，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上达光绪帝之手。光绪帝阅后，大受启示，命人誊抄三份，一份送慈禧太后，一份存于御匣，一份存于乾清宫。慈禧太后“留览十日……乃发下”。

　　这说明慈禧太后并非自始即仇视变法维新。在戊戌维新之前，慈禧太后曾告诉光绪帝：“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弟子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者也。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

　　对于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一书，慈禧太后“亦称其剀切，第戒帝毋操之过蹙而已”。这说明，慈禧太后支持有限度的变法，凡可以“图富强者”，皆予以赞成，但有两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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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不可“更衣冠，易正朔”，即中国的政治制度、礼仪制度等立国的根本不可轻易改变，否则即是“得罪祖宗”，“乃乱法也，非变法也”。二是不可操之过急、操之过激，否则有可能引发朝野上下，乃至整个社会的惊恐和动荡不安。

　　慈禧太后之所以发动戊戌政变，主要是对光绪帝骤裁京师闲散衙门，“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引起朝野上下的不安与不满。

　　特别是光绪帝准备开设制度局总揽变法事宜，另立法律、度支、陆军、海军等十二局，以“分其事”的变法举措，必将严重改变清政府的原有统治体制，必将触动慈禧及其他官僚的既得利益。

　　这年9月4日，光绪帝罢斥了礼部六堂官后，慈禧太后及其亲信更真切地感受到变法给其既得利益带来的危害，“方憎帝操切”。后来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密谋兵围颐和园，囚禁慈禧太后的消息泄露后，慈禧太后以生命、利害攸关，故此才发动了戊戌政变。

　　在戊戌变法运动中颇为活跃，并由其引起礼部六堂官被罢斥轩然大波的维新派王照事后曾说：“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故以余个人之见，若奉之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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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任顺天府尹的陈夔龙也说：“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视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

　　客观冷静地分析，以上两人的记述是可以令人信服的。除此之外，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在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也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之间的冲突，并未涉及政见的不同。”那种认为“太后敌视变法”的说法，“是无根据的，或过甚其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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