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刘备所属上庸守将孟达绝刘降曹，致使东三郡为曹魏所占，孟达以新城太守之职坐镇曹魏西南边陲数年。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孟达欲叛魏归蜀，于次年初为司马懿所破。加之此前孟达曾背刘璋而归刘备，因此在史书上留下了“反覆”之名，后人多认定其最终败亡实属咎由自取。
笔者以为，所谓孟达“反覆”并非仅仅出于孟达自身原因，背刘璋而归刘备乃顺应大局的明智之举，无可厚非;而绝刘降曹与叛魏归蜀均是被迫而为之，有着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孟达败亡实为刘蜀政权内部集团斗争的牺牲品。
孟达降曹前刘备政权内部集团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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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孟达降魏，《三国志·刘封传》有详细记载:“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会羽覆败，先主恨之。又封与达忿争不和，封寻夺达鼓吹。达既惧罪，又忿恚封，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司马光《资治通鉴》对于此事的记载稍有不同:“蜀将军孟达屯上庸，与副军中郎将刘封不协;封侵陵之，达率部曲四千余家来降。”
可见，虽然说法略有不同，但在史家看来，孟达降魏的原因主要是刘封“侵陵”，而不救关羽亦是原因之一。以上说法看似符合常理，实则皆为表面现象。孟达降魏真实原因应是刘备集团内部荆州与东州两大政治集团斗争的结果。
孟达，扶风人，其父孟他做过东汉凉州刺史，孟达于建安初与同郡法正入蜀投奔刘璋，一直无法得到重用。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益州牧刘璋遥闻曹公将遣钟繇等向汉中讨张鲁，内怀恐惧……遣法正将四千人迎先主，前后赂遗以巨亿计。正因陈益州可取之策”。
根据《三国志·刘封传》的记载，孟达也于此时投靠刘备:“刘璋遣扶风孟达副法正，各将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达并领其众，留屯江陵……蜀平后，以达为宜都太守”。宜都地处荆、益二州之要冲，为兵家重镇。关于汉魏之际宜都太守一职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以下史料中窥出一二:“先主既定江南，以(张)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孙权夺取荆州后，命陆逊“领宜都太守”;刘备伐吴，遇到诈死东归的前将军关羽主簿廖化，“大悦，以化为宜都太守”。孟达刚刚投靠刘备不久，就被任命管辖宜都这一接连荆、益二州的军事要地，可见此时刘备对孟达是相当器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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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备占领益州之后，其统治集团内部除了起兵之初跟随他的心腹旧部外，主要存在三个政治派别，即随其入益州的荆州集团、益州旧有的东州集团和益州集团。荆州集团以诸葛亮为首，主要包括刘备在荆州时加入其麾下的荆州人士，如马良、蒋琬等;东州集团以法正、李严为首，拥有较强的军事力量，是刘焉、刘璋父子在益州维持统治的政治基础和军事保障;益州土著集团则由益州本地的地主构成，以黄权为代表。早在刘焉父子统治时期，东州集团与益州集团之间矛盾就已经激化。
《三国志·刘璋传》注引《英雄记》记载:“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由于益州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与中原地区，甚至荆州、江东地区相比，均相对落后，未能形成统一的强势地主集团，政治上处于不利形势;在军事上，益州集团也无法与东州集团相抗衡，一直居于劣势地位。
刘备取益州，东州集团主要人物先后归附刘备，对刘备攻占益州帮助极大，其中法正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也得到了刘备的信任和器重。攻占成都后，刘备“以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对其信任程度甚至超过了诸葛亮。
夷陵之战刘备战败后，诸葛亮所言“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便是最好的说明。法正之外，东州集团的主要人物也都得到刘备的重用，孟达仍居宜都太守重任，镇守荆、益要冲，李严“为犍为太守、兴业将军”，东州集团另一重要成员董和“为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名义上甚至可以同诸葛亮平起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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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州集团的地位骤然提升，严重威胁到了荆州集团在刘备政权内部的主导地位，双方矛盾开始激化。法正任蜀郡太守后，“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从诸葛亮的这番话里不仅可以看出其对法正的行为虽有不满但却无可奈何，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荆州集团对待东州集团的态度。
然而，荆州集团不可能放任东州集团独自坐大，只是在等待机会以削弱东州集团的力量。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孟达攻房陵，正给了荆州集团这样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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