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标死后，悲痛欲绝的朱元璋在大臣们的劝解之下，稍稍整理了一下情绪，就开始重新考虑皇位继承人的问题。根据明成祖朱棣钦定的《明太祖实录》记载：就在朱标太子死后的第三天，朱元璋在明皇宫的东角门召集朝中重臣，讨论未来皇位继承人的问题。

　　朱元璋说：“朕年事已高，太子朱标又不幸夭折，我大明遭此厄运，都是命中注定的。有句古话说得好：一个国家要是有年长的皇位继承人的话，那是天下苍生的福分啊。朕的第四子燕王朱棣贤明仁厚，英勇威猛，雄才大略。他在某些方面和朕很像，朕想立他为太子，诸位爱卿认为怎样?”

　　朱元璋话音刚落，翰林学士刘三吾马上应对说：“陛下所言极是，但是陛下要是立了燕王为太子，那么将燕王前面的两个哥哥秦王朱樉和晋王朱棡放在什么位置了?”

　　朱元璋无法回答老臣刘三吾所提的问题，兀自伤心痛哭起来，重立太子之事也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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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朱元璋与刘三吾君臣的这段对话中来看，刘三吾的潜台词是在说，皇帝您要是跳过老二、老三，立老四为太子，这么做只会为自己的帝国带来无穷尽的麻烦与危险。

　　朱元璋是何等聪明之人，当然能够听得出刘三吾这番话的弦外之音。他最终放弃了“立爱”的念头，而采用最为稳当的君位继承法嫡长子继承制。

　　当然上面的事例是记录在朱棣钦定的《明太祖实录》中，其真实性是要大打折扣的。因为朱棣在起兵夺了自己侄子朱允炆的江山后，为了证明自己夺位的合法性，在官修的史书上曾经做过大量的手脚。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朱棣无疑将他的老子朱元璋当作了一个“政治白痴”。

　　要知道在朱标死的时候，朱棣前面的两位皇兄朱樉和朱棡还是活蹦乱跳的，而且这两个皇子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即使朱元璋立好四弟为帝位继承人，他们兄弟俩也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朱元璋立了朱棣为皇太子，那么在其百年以后，朱棣的那两个也有资格入継大统的兄长肯定会兵戈相向。其他的诸子藩王暂且不说，就此“三王”已经先乱了。

　　一旦这种局面出现，就有可能会演变为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似的大劫难、大祸害，朱元璋苦心经营的大明江山就会变得岌岌可危，这是朱元璋最不愿意看见的一幕。

　　如果真是到了这种地步，朱元璋倒不如遵循最为安全的历代通用的“嫡长子继承制”，立太子之子为未来的帝国一把手，这样也就名正言顺，至少没有为其他皇子藩王起兵作乱留下借口。这是朱元璋明智而又无奈的一种选择，但绝对不算是一个错误的决策。

　　第三种：嫡长子继承制：古代皇帝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生出的龙子龙孙可能多得连皇帝自己都记不住名字。要想在这些子孙中寻找未来的皇位继承者，不能随便抓阄，必须得有规则，否则的话就有可能诱发皇子们之间骨肉相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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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此，前任皇帝设计出了在立嫡无望的情况下立庶长子的规则，也就是在自己的所有孩子中立年龄最长的那个为太子。这种皇位继承法则的优点在于继承者的既定性，谁有好运气最早来到这个世界上，谁将来就当这个家。因此相对于皇位继承法，嫡长子继承制可以杜绝皇位继承所引发的祸端和危机，所以符合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权力诉求。但这并不意味着每朝每代都能很好地照此执行，恰恰相反，真正做好这种皇位继承制的皇帝与朝代并不是太多，但在家国一体化的传统社会里，暂时还找不到比这更好的皇位继承法。所以说，在诸多的皇位继承法中，最为安全的储君方法应该是这种“嫡长子继承制”。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

　　为了确保皇权的和平过渡，朱元璋并不愿意冒险，他还是作出了最为理性的选择。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九月，朱元璋正式册立了朱标太子的儿子朱允炆为未来的皇位继承人。对于选择嫡长子储君法，朱元璋给出的解释是：现在我开创的大明帝国及其一切章法都是要传之后世的，如果我不遵守自定的祖制，将来子孙后代就会仿效，这就与确保大明长治久安的根本精神背道而驰，子孙后代的乱与治不仅与我立的祖制有关，而且与我是否率先按照祖制执行有着很大的关系。

　　古代官员上书皇帝,是其参政议政的一个重要方式。官员上呈皇帝的书面报告,名称很多,有奏报、奏章、题本、奏本、题奏等等。上奏帝王的各类文字,总称奏疏或奏议,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提案”。

　　明成祖朱棣十分重视民情、舆情。他认为治理天下,须全面掌握民情,“虽细微事不敢忽”。“自古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国”。他曾对掌管奏疏的通政司官员说:地方官来朝,我都命他们报告民间疾苦,他们总是说,“田谷丰稔,闾阎乐业”,只讲赞颂太平盛世的话,不说真话,不说实情。最近听说山西饥民有吃树皮草根的,然而没有一个官员向我报告这件事。

　　为了让官员们上书言事有“样板”可学,明成祖就曾命黄淮、杨士奇等编纂《历代名臣奏议》一书。永乐十四年(1416年),此书编成,共350卷。全书分为君德、圣学、孝亲、敬天、郊庙、法祖、储嗣、宗室、经国、用人、选举、考课、水利、赋役、御边等64门,辑录包括晏子、管仲、李斯、陈平、贾谊、诸葛亮、魏徵、柳宗元、富弼、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王禹僻、辛弃疾、完颜素兰等名臣奏疏八千余篇。该书取材广泛,所收奏议,上自商周,下迄宋元,举凡历代政治得失、典制沿革、用人赏罚,无不收录。《四库全书提要》称此书为“古今奏议之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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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明成祖郁闷的是,他曾遭遇了大量无关宏旨、不着边际、平庸琐屑、无补于政之“提案”。对此他啼笑皆非,不得不果断驳斥之。如:

　　提案一:野蚕结茧,建议开庆祝会。明永乐初,礼部尚书李至刚上奏皇帝:今年山东一些地方野蚕结茧,缫的丝送到礼部,请率领百官庆贺此事。

　　明成祖对此的回复只有一句话:“野蚕成茧亦常事,不足贺。”

　　提案二:阴云遮住日蚀,提议祝贺。永乐四年(1406年)夏历六月初一,据预报这一天应当发生日蚀,因阴云遮蔽而不见。礼部尚书郑赐认为此为吉兆,提议祝贺。

　　明成祖回复说:在天的这一方,因阴云蔽日见不到日蚀,不等于他处也见不到。天空很大,能见到日蚀的地方,多得很哪。

　　提案三:皇帝讲话多了,劝谏皇帝少说话,养养精神。明成祖与群臣讨论政事,一谈就是老半天,有的官员便进言:皇上啊,您讲话这么多,可不利于身体调养啊。作为君王,贵在“简默”(讲话简约,有时不发一言)。

　　明成祖不领该官员的情,说道:天下这么大,百姓的苦乐,措施的利弊,必须广询博访才能有透彻了解。并非我喜欢多讲话,而是不得不如此。不敞开讲,官员们怎能言无不尽?

　　提案四:据说山谷中传出“万岁”声,要求庆贺。永乐十三年(1415年)春,贵州布政司向朝廷报告:有人在太岩山听到山中连续发出“万岁”的呼声,这是皇上威德远播,感动山川的明证。尚书吕震请求庆贺。

　　明成祖说:在山谷呼喊,会听到回声,这是常识,哪里是什么奇异的事情?

　　提案五:有兔唇缺陷的人不能担任武官。永乐年间,兵部提议,在有资格世袭武官的人当中,凡有“兔缺”(兔唇、唇裂)缺陷的,均不得世袭武官。

　　明成祖断然拒绝采纳兵部的提议,说:“武臣当察其智勇怯弱及武事如何,岂当论相貌?孙膑既刖,智尚可用。”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战国时军事家孙膑虽然被削掉了膝盖骨,但他的智谋可用。

　　提案六:天上见到寿星,要求庆贺。永乐十五年(1417年),寿星现,群臣上书请贺。

　　明成祖说:往年寿星出现,你们以为是祥瑞,纷纷致贺。然而四方旱涝、蝗灾、流行病比比皆是,却很少有人向我报告。他对群臣的提议不予采纳。

　　明成祖遇到的这些搞笑提案,其他皇帝也多次遇到过。如清代嘉庆年间发洪灾,嘉庆皇帝下诏,征求解决自然灾害的法子,一时间群臣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其中一位是这么上奏的:大家分头行动,把全国妇女集合到操场到广场到演兵场,每人发一条黄色的裤带子,系到女同胞的腰间,然后叫她们沿长江游行,沿黄河示威,沿中国七大水系喊口号,用上这法子,则可以战天斗地,战无不胜了。其科学原理是:黄属土,土能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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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提案,嘉庆皇帝不仅没有采纳,而且还发了一顿脾气,“下诏求言,求得此种之言,令人浩叹而已。”

　　明成祖很勤政,经常批看奏折。批阅奏折时,皇太孙朱瞻基(即后来的明宣宗)常常随侍一旁。一天,明成祖一时高兴,把几个奏折递给他。年方十一二岁的朱瞻基批答的内容洞中窍要,让祖父非常满意,只发觉一桩疏忽,没有把奏折上的错讹字圈出。成祖问:为何不留心文字?朱瞻基答:只要大事不差,这些无心之误,又何必苛求。成祖不答,又问:天降灾眚,是该祈禳还是该修德?朱瞻基答:为君的修德该随时留意,等见了灾难,修德都已经晚了,还去祈禳它作甚。明成祖听后,天颜大悦。

　　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的明成祖,十分注重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认为“家给人足”、“斯民小康”是天下治平的根本。他大力发展和完善军事屯田制度和盐商开中则例,保证军粮和边饷的供给。派夏原吉治水江南,疏浚吴淞。在中原各地鼓励垦种荒闲田土,实行迁民宽乡,督民耕作等方法以促进生产,并注意蠲免赈济等措施,防止农民破产,保证了赋役征派。通过这些措施,永乐时“赋入盈羡”,达到有明一代最高峰,史称“永乐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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