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有个制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意思是国家的事无论大小，都要经过以宰相、御史为代表的行政、司法系统的讨论，皇帝不能独断专行。宋仁宗一直敬畏着这种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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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很喜欢张贵妃，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想做宣徽使(类似于皇家总管)，张贵妃给仁宗吹吹枕边风。仁宗本来就是个糯米团子，很好讲话，立即满口答应。可仁宗的决定在“廷议”(类似于内阁部长会议)时没有通过。过了段时间，张贵妃故态复萌，仁宗也再次答应。那天临上朝，张贵妃送皇帝到殿上，抚着他的背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皇上说：“得!得!”
果然下圣旨任命张尧佐做宣徽使，谁知包拯坚决反对，说这个动议不是早就否决了吗?皇上您怎么可能推倒前议?“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最后仁宗只好收回成命。回到内廷，张贵妃前来拜谢，皇帝举袖拭面，埋怨道：“你只管要宣徽使，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宋仁宗看重自守之道，与其性格比较懦弱有关。仁宗是真宗第六子，从小长在深宫，没有经历过太多的世面，加上真宗前面的儿子大都夭折，对这个儿子看得特别重，非常溺爱，宋仁宗自小比较老实。不过，最重要的还在于宋仁宗对国家前途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责任感。在仁宗看来，个人的一些事能否办成不是特别要紧，真正要紧的是不能办错天下大事，让国家陷入危境。宋仁宗曾说：“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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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南宋陈亮《中兴论》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某次，有人劝宋仁宗独断专行，宋仁宗如此回答：“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专从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有一不然，难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为便，则台谏公言其失，改之为易”。这两段话的意思其实差不多，都是说皇帝办错事比较难改，臣下办错事相对易改，还是讲“宪度”、尊重“廷议”制度为佳。
皇帝有两种，一种是自己极有作为，让一个时代打上了个人的鲜明印记，这是雄才大略型的，比如汉武帝、唐太宗、康熙帝等等;一种是像宋仁宗这样，自己没有多少作为，却讲究自守之道，放手发动别人去作为，结果，皇帝也当得像模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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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朝，北宋的经济文化获得较大发展，史家将其称为“仁宗盛治”。仁宗驾崩时，“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钱哭于大内之前”。消息传到洛阳，市民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使整个城市“天日无光”。讣告送至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道宗拉着来使的手大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还说要为宋仁宗设“衣冠冢”，足以说明宋仁宗在当时的威望之高。
宋仁宗的自守，不是无能，在某种意义上，它暗合了古人所说的“无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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