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李鸿章的评价有褒有贬，有人说他是卖国贼，有人说在当时的国家实力下这是李鸿章唯一能做的事情。纷纷扰扰的历史说都说不清，因此对于李鸿章的评价kk历史文化的小编尽量的做到客观中肯。
一、 对内，李鸿章向慈禧光绪抱怨：战败主因乃器械悬殊，非战阵不力
晚清学者严复，曾赴伦敦皇家海军学院求学，归国后长期服务于北洋水师学堂。民国七年，池仲祜撰《海军大事记》，请其作序。严氏其时垂垂老矣，回首前尘往事，念及所教导之海军学生，在中法、中日两战中，“为国死绥者殆半”，悲从中来，痛定思痛，不由想起三十年前，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一番良言：
“海军之于人国，犹树之有花，必其根干枝条，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今之贵国海军，……终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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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感叹：今日政体虽异，但赫德之言，仍足以使国人警醒。——赫德之意乃是：欲建设强大之海军，犹如求树开花，须先有相宜之政治土壤，造就相应之政治环境;仅一味苛责北洋海军不如人意，而不从“根本求之”，必徒劳无功。
在北洋海军的成军过程中，赫德曾有极深入的参与(如对外购舰)，自然了解从硬件上来说，北洋海军已是一支近代化舰队。除基本购自西方的船舰主体外，既有威海、旅顺这般远东第一流的海军基地;亦有练饷局、支应局、军械局、水师煤厂、工程局、征信局、医院等一整套较完备的后勤机构;更建设有数千公里先进的海防电报通讯;中法战争后，认识到军事运输能力在海陆联防中的作用，铁路事务亦被归入海军衙门;其余如海军学堂等，亦已略具规模。
然而，李鸿章在战后，向慈禧、光绪总结败因时，仍竭力强调武器之不如人。其奏折称：“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倭人于近十年来，……购置船械，愈出愈精。中国限于财力，拘于部议，未敢撒手举办，遂觉相形见绌。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纵令海战……至陆路交锋，……固由众寡之不敌，亦由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也。”埋怨朝廷之意，至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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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外，李鸿章向日本人表示：此役证明了欧式军事体制的优越性
北洋海军成军后，因清流掣肘，确曾长期未购入新舰。但就硬件而言，日本海军在甲午年亦未必处处胜于北洋。最典型者，如其高薪聘请法国造舰专家白劳易，所建造之专门针对北洋“镇远”、“定远”的“三景舰”(严岛、松岛、桥立三舰合称)，即存在严重设计失误。黄海之战中，三景舰三门主炮共发射13次，但因军舰弊病甚多，发射悉数落空，没有击中任何中方舰只，“松岛舰”反被“镇远舰”击中两次。
由此，海军史学者马幼垣感叹：“国人论甲午海战，恒把日方写成胸有成竹有备而来。其实日海军是在主要作战工具所存严重技术问题尚未解决时，便仓皇上阵的。”由此，也可知，李鸿章战后将主要责任推给“器械之相悬”，乃是诿词。就硬件而言，北洋绝非毫无胜算。北洋全军覆没之根源，当从赫德之言中寻找。
仅以军事体制为例：日人自明治维新后，即设立海军省，统一筹划管理海军事务;其后又设立军令、军政机构，以完善统一指挥体系;再颁布征兵令，实行普遍义务兵制，进而确立现役与预备役结合的近代常备军制度;为适应出洋远征，陆军亦效仿德国改为师团制。
反观清廷，虽于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作为海军最高机构，但诡异的是，该衙门之五大臣：奕譞、奕劻、李鸿章、善庆、曾纪泽，全都另有要职，无一人在海军衙门担任专员。海军大臣中，既无人专门研究与建设海军，也无人出身海军或受过海军训练。所谓“海军衙门”，不过虚设，清国海军，仍区隔为北洋、南洋、福建、广东等诸多派系，以至于甲午战后，降将牛昶昞曾请求日军将“广丙舰”拆掉武器后“虚舰交还”，理由竟是“广东军舰不关今日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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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李鸿章面对慈禧与光绪，虽将战败主要责任推给了军舰、器械不如人，但其内心，却相当明了问题更主要是出在本国落后的军事体制上。1895年3月20日，李鸿章在马关谈判会场，曾做长篇演说，其中明言：
“此次战争，……其一，证明欧洲式之陆海军组织及作战方法，并非白种之民所独擅，黄种之民亦可应用并取得成功;其二，贵国之长足进步，使我国从长夜之迷梦中觉醒，得益匪浅……”⑥
至于何以日本能积极改用西式军事体制，而中国连一个“海军衙门”都不能实质性成立，其根源，如赫德所言，乃在政治土壤——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解释道：“北洋陆军装备毛瑟枪和克虏伯炮，所以在武器方面，它比使用村田式步枪和青铜山炮的日军优越。但它不过是打内战用的、示威用的军队。”⑦其职能定位如此，自然缺乏主动近代化的动力。
最后，值得深思的是：如此内外两套面目，究其根源，是李鸿章奇葩，还是清廷体制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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