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晚间都要为溥仪消毒注射，直到离开伪满长春为止，我与妻子不过生活了两年的时间，而实际上在一起加起来也超不过几个月。其他的时间里，则大都是留宿在宫内为溥仪注射男性激素。

　　“恩威并施”，这不仅是溥仪对我的态度，也是他对所有其他学生或大臣的惯用伎俩。越到后来，我对此就越有体会。这也许是他惯用的“统治术”罢。

　　平时，我被他打怕了，也曾经因为受过点儿他的“恩惠”而不知多少次地诅咒、发誓，要为溥仪去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这在当时，确乎是出于“忠心”的。

　　在伪满洲国那些年，最使我感动的，恐怕得算是溥仪为我“赐婚”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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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边已经提起过，溥仪曾因我找了一个在日本人开办的学校里念过书的姑娘作为未婚妻而大为光火，命令我退掉了那门亲事——尽管我们俩已经互换了“庚帖”，而且见过了面，双方也早已同意的。

　　这个惟命是从的举动，深深地得到了溥仪的赏识。试想，在日本人的严密控制下，他多么想有一举一动都听从自己的忠实“奴才”呀!对此，我是心领神会的。

　　他的内心也非常明白，我能够舍去自己的幸福，而事事“遵命”于他，这是多么大的牺牲啊。所以，溥仪也在千方百计地让人给我找到比较合适的对象，换句话说，就是合乎他的标准的女人。

　　不久，此事有了眉目。

　　记得，是在一九四三年初春，溥仪派人把我叫到了西花园的畅春轩。

　　一进门，溥仪就挺和善地对我说道：“毓萳，你的终身大事，我给你考虑好了。”

　　“谢谢皇上的恩典……”

　　我听了，异常感动，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了，只是一个劲儿地谢恩不止。其实，我连女方是个什么模样的人还丝毫不知道呢。

　　“你瞧一瞧，怎么样?”

　　说话之间，溥仪递过了一张女人的照片。我看了看，从照片上瞧倒是相貌还可以，实际上，我内心非常明白，这是所谓的皇上“指婚”呵。就是不满意，也不敢轻易说出半个不字来的。

　　“这个嘛，是我让溥佳给你从北京找的对象……”溥仪慢条斯理地说道。

　　我清楚地知道，溥佳又叫金智元，是伪满洲国宫内府的近侍处处长——溥仪七叔载涛的儿子，也是溥仪的贴身心腹之一，平时与我也算比较熟悉。

　　而溥仪居然让他专门为我在北京找了对象，我实在是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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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拿过照片看了看，也没敢细端详，就马上惟命是从地对溥仪说：“皇上看着好，奴才就满意。”

　　“嗯?你到底满意不满意……”溥仪闻听此言，倒好像有些不高兴了。

　　我一看溥仪有点不耐烦，赶紧巴结地对他说：“奴才非常满意，我同意，我同意……”

　　于是，这桩婚事我当即一口答应了下来。

　　“好，就这样，既然你同意，我就让溥佳尽快给你们订婚。”

　　溥仪说完此话，就站起了身。我连忙拿着手中的照片，知趣地倒退了出去。

　　不久，溥佳果然神速地为我办妥了订婚手续。

　　接着，溥仪又把我叫去了他的屋子里，向我仔细地询问关于结婚的准备情况。

　　我当时在各方面都没有什么太多准备，只是我的姐姐为我考虑了点儿。我一一作答。

　　没想到，溥仪又具体地向我问起对于结婚的具体地点有何打算：“你结婚的时候，是不是准备回天津家里去办呀?”

　　由于事先我丝毫没想过此事，也不知溥仪内心是怎么打算的，我竟不知如何回答为好，只是讷讷而语：“我想听听皇上的意思……”

　　“噢……”溥仪听了我的话，并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只是“嗯嗯”了两声，又站起来像是在思索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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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猛然想起，我最近不是一直为溥仪打针吗?这怎么给忘了呢?咳，溥仪并不单纯是在与我谈关于我的婚事，而是在考虑他中断了注射男性激素如何办呢。想到这一点，于是，我像下了最后的决心似的向溥仪说道：“皇上，我不打算去天津结婚了。”

　　“为什么?”溥仪停住了来回慢踱的步子，转过身来直直地看着我。

　　“我想，就留在这儿结婚，哪儿也不去了。因为我得每天给皇上打针呀。”我非常虔诚地对溥仪表示。

　　“好啊!”溥仪喜出望外，大步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异常高兴地对我说：“你真是知我心者……”

　　“连我的婚事都是皇上给张罗的，这点儿小事算得了什么?只要皇上满意，我甘愿为您效劳一辈子!”

　　溥仪笑了。

　　而在当时，这是颇为罕见的。

　　看得出来，他很赞赏我对他的忠心不贰。

　　“毓萳，只要你对我忠心耿耿，我是绝不会亏待你的。”

　　溥仪大声地对我说着。听到这话，我感到心里踏实多了，因为我总怕他出乎意料地发脾气，婚事不定又要出什么意外。

　　于是，我抱定了一个想法：只要他满意就行。在那段日子里，他舒心的事情毕竟太少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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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不多些日子，溥仪果真命令溥佳将为我指婚的对象马静兰以及她的父亲马延祉，从北京径直接到了长春。

　　在此之后不久，由于溥仪亲自督促，我在长春的一家大饭庄里举办了隆重的婚礼。

　　因为，当时宫内外许多人都知道我的婚礼是溥仪“指婚”的产物，所以参加者颇为不少，其实那些人不过是冲着溥仪的面子而来的。当时，我感到非常荣幸，这种“指婚”的形式，在封建清朝的皇族子弟的婚姻中，是极不容易得到的“恩泽”。

　　也就是说，在伪满洲国宫内府学员班所有学生的婚姻中，我是惟独享此“殊荣”的一人。

　　在伪宫内外的许多人看来，溥仪对我是格外器重和信任的，同时也将我看成了他最信得过的心腹之一。

　　没想到，当婚礼仪式结束后，佟继煦又走过来对我说：

　　“皇上让我告诉你，婚礼后，你可以与夫人一起到宫内去，他要接见你们俩。”

　　“谢恩。”我虽然还没有见到溥仪，就已经向代表他的特使，表达了发自内心的感恩之情。

　　“你们随我坐着卧车去宫内吧。”佟继煦笑着一摆手，做了一个邀请的姿势。

　　我向参加婚礼的客人们暂时告别，然后，与妻子马静兰乘坐溥仪专门派来的卧车，去了伪宫内府。

　　车子，在宫内府内廷的缉熙楼前停下了。

　　底下人告诉我们，溥仪正在楼上等候着我们夫妇俩。进入溥仪的书斋时，他正坐在椅子上翻阅着什么文件。

　　我与妻子忙向溥仪跪下磕头谢恩：

　　“谢谢皇上的恩典……”

　　“起来吧。”这一天，溥仪的情绪格外好。“赏给你们俩一对银制花瓶。”

　　说着，溥仪让底下人给我们拿出了一对银光闪闪的大花瓶。我和妻子受宠若惊，忙又叩拜谢恩。

　　“免了，”溥仪一挥手，面带笑意：“你们俩和我一起用膳吧。”

　　我当时吃了一惊，邀人与他单独进膳，这是溥仪极为少见之举。

　　平日，他对底下人是极讲究上下礼节的，对稍稍触犯等级之事的人都曾毫无例外地给予重罚。这次让我刚刚新婚的妻子也陪皇上用膳，简直是格外开恩，使我不觉喜出望外。

　　稍稍过了一会儿，丰盛的菜肴摆了上来。溥仪让我们夫妇俩与他并肩挨着，坐在一个桌旁用膳。

　　吃饭时，妻子与我同样是战战兢兢的，内心极度紧张，惟恐偶然说错话或做错事。而溥仪却一直是谈笑风生，显得挺高兴。

　　在三个人两种不同的心情中，我们吃完了这顿“赐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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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其他出席我们婚礼的客人，则是在我们夫妇俩走后，在那个大饭庄里由我的叔父溥修陪坐饱餐了喜宴。

　　这件事，那时还在伪满宫内让人们沸沸扬扬地议论了一阵儿，不外是我与溥仪关系如何如何，实际上，还不是我为溥仪死心塌地当奴才所得到的一种“恩赐”?

　　当然，也可以看出，溥仪也在利用各种手段来拉拢手下人为他死命效力。而我意识到这一点，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新婚之前，我每天晚间都要为溥仪消毒注射器。这方面，他对我是极为放心的。当我在新婚之日与溥仪共进晚餐之后，还忠心耿耿地问他，是否一会儿留下为他消毒注射器。这时，溥仪听了感动地说：“你今天是新婚之夜，还是回家去吧。”

　　说完后，他想了一想，又告诉我，让我结婚之后的头三天晚间，可以回家与妻子共度良宵，不必再为其消毒注射器了。

　　临到了第四天晚上，溥仪才又让我恢复正常的“值班”。

　　谁不知道，燕尔新婚，夫妻之间是难舍难分的?于是，溥仪过了两天又吩咐我，让我每周可以有两天晚间回家团聚，其他时间仍然在伪内廷书房居住，以随时听从他的召唤。

　　这样，我直到离开伪满长春为止，与妻子不过生活了两年的时间，而实际上在一起加起来也超不过几个月。其他的时间里，则大都是留宿在宫内为溥仪注射男性激素。

　　“良宵苦短”。细想起来，我在伪满洲国那些日子里，与妻子团聚的时间太有限了，而将绝大部分时光放在了侍奉溥仪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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